浦东张江药谷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领头羊
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外包行业,使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医药外包承接的热土,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外包业很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之中,重走“中国制造”的老路。
生物制药外包:又一个中国制造?
芝加哥郊区小镇格伦沃,夜幕刚刚降临。一个14岁的男孩普林斯顿·约翰坐在电脑边,等待着“外包服务”——远在印度的老师纳米多给他上几何辅导课。这是2006年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给我们描述的场景之一。通讯设施便利将世界变成平面,工资的低廉和大量的高等教育者不仅使服务外包出现,其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展。远在印度的老师给远在美国的学生上课,这样的情景也正在中国上演。
中国生物医药外包最大的本土企业——药明康德药物化学部副总裁郭涛告诉《中国财富》记者,晚上8点到9点他将和远在美国的客户进行电话会议。“我采用网络电话,话费极其便宜,每分钟只有几欧分,10欧元能打上很久。”
英语的普及使得软件和服务外包在印度迅猛发展,而借助众多华裔人才,生物医药的外包在中国也渐具规模。10月22日,第7届国际新药发明年会在上海举办。此次年会被称为“生物医药研发领域的顶级盛会”,汇聚了5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药企代表和研发人员。颇有意味的是,除了一家俄罗斯公司外,整个论坛的演讲权基本上是在中印两国之间交替进行,来自两个国家的公司都在极力展示自己的特色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在印度,我们可以替新药研发节省大量的成本。一个在美国可能花费2200万美元的项目,在印度只需花500万美元。”印度JubilantBiosys董事长SriMosur博士如此宣称。
“桑迪亚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桑迪亚创始者王晓川博士毫不示弱。 ……
“印度在外包方面一直做得不错。生物医药外包,大概是十年前开始兴起的。最近印度发展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印度AurigeneDiscoveryTechnologies董事长CsnMurthy博士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不过,我们的中国潍坊市康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职工正在包装试剂产品。低廉的人力成本使中国成为生物制药外包的热土同行做得也不错。”
“我们新药研发前期的外包正在越来越多。”辉瑞投资有限公司高级财务总监苗天祥告诉《中国财富》记者。尽管从2008年开始,生物医药领域的早期研究项目有所滑坡,一份新的研究调查发现,外包业务未来三年将保持14%的年增长率,2013年全球外包将成长为350亿美元的产业。
所谓外包,指的是企业为维持组织竞争核心能力,且因组织人力不足的困境,可将组织的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的专业公司,以降低营运成本,提高品质,集中人力资源,提高顾客满意度。
“做生物医药外包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美国吉联亚科学公司中国首席代表何公欣博士对记者解释说,“中国最聪明的人都去学习理科和工科,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化学、生物方面的人才,他们的人力成本比美国便宜很多。”
外包公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一大批华裔生物科学精英的归国。在国际新药发明年会上,在台上展示自己公司的中国外包老总们,几乎都是来自美国的40岁左右生物制药或者生物医药公司的华裔精英。
王宇光博士在先灵葆雅工作了十九年,个人拥有19项发明专利,现在担任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化学部的主管副总裁。郭涛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三年,他曾就职于药典公司任化学部主任,去年12月他回国加入药明康德。参加外包专场几乎都是和王宇光以及郭涛有类似背景的美国生物制药界资深人士。默克研发部主管杨立虎是论坛的主持人,在介绍这些人时,他常用的词语是非常惊讶——“他到了中国。”
“生物医药研发外包的部分主要是化学合成部分,在整个新药研发产业链中,这是人力资源需求最大的部分,所以,人力成本很重要。现在外包基本上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做,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才。俄罗斯虽然首先开始做,但找不到这么多人才。”郭涛告诉记者。
受中国外包业的影响,很多美国外包公司或者倒闭或者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美中生物医药协会会长王义汉则说,一些皮包公司开始在美国出现,主要业务就是把大的跨国制医药公司的业务找到好的外包公司给外包出去。这种模式运作相当成功,一些大的制药公司纷纷跟进,设立一些比较独立的研究单位,按照小公司的模式来做,预算、人员全部是独立的,主要的业务就是负责将研发外包。
美国投资公司WilliamBlair分析师JohnKreger认为,中国外包市场规模大,未被完全开发且正在快速增长。全球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公司资深分析师RanjithGopinathan则表示,中国负责临床试验前期研究阶段的外包公司已经驶入快车道,目前总的年收入为1.
45亿美元。虽然不到全球外包业务的2%,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外包行业将保持18%的年增长率,至2102年达到2.4亿美元。
中国政府已感受到了这股生物产业发展的热潮。近年来,争创生物产业基地成了不少政府的目标。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认定了北京、上海、广州等12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西安、天津、泰州等10个生物产业领域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同时,成都、烟台、昆明等地也不甘人后,先后提出争创生物产业基地的口号。
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张江药谷,是第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生物产业基地。借助先发优势,张江药谷成为中国生物产业的领头羊。张江药谷的概念来源于硅谷,而“哥伦布路”、“哈雷路”、“蔡伦路”的街道名称也昭示了张江药谷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硅谷的野心。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张江药谷聚集了将近300家生物制药企业,是全国唯一涵盖整个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园区。同时,张江药谷还是全国的医药研发中心,全世界最大的10个制药企业中有8个在张江药谷建立了中国或者亚太研发中心。
截至2008年底,张江药谷已经审批通过的药品数量为312个,其中创新的药临床136个,批准生产92个。园区还有44个药物申报国际临床,占全国70%以上。园区中,专注于外包的公司大概有50多个。从产值来看,每年都在以翻番的速度成长:2004年约为2亿元人民币,2005年约5亿元,2006年约10亿元,2007年约21亿元。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未能翻番,但还是保持了较高增长,达到了30亿元。
“如果说中国有一个世界创新的新药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在我们张江研制成功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晓林笑着对《中国财富》记者说。
在吉联亚的中国首席代表何公权看来,最近几年外包公司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原因是,医药研发需要各种各样的试剂和原料,由于价格便宜,大量外包的兴起,使得北美和欧洲生产试剂和化学原料的很多工厂都关掉了,出现了产能空缺。而在上海的张江,几乎一个电话就可以买到需要的各种试剂和化学原料。而这恰恰是中国发展外包业无法取代的优势。
对于张江药谷的成功,魏晓林认为,张江药谷对研发和高科技的引导政策非常奏效。张江药谷4月份刚启动第二期孵化器,筛选出注册资金不足500万元、成立不足三年,尤其是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创业团队的中小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
园区不仅在前期提供启动资金,而且第一年还减免租金,第二年减半征收租金。孵化器内有政府资金购买的各种仪器和设备,入住企业可以免费或者以较低的费用使用。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企业的筹资压力。
各地掀起兴建生物产业基地热潮之后,魏晓林将张江药谷的独特优势和制胜法宝归结为上海的地理。张江药谷地处上海,作为中国开发的门户之一,理应成为海归人士回国创业的首选地之一。
经过十年多的发展,张江药谷虽然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头羊,但是70%~80%的企业仍集中于生物制药行业的初级研发阶段,因此下一步张江药谷打算在研发上更进一步,能够进入临床试验,从而进入生物产业的开发阶段。
同时,张江药谷还打算进一步推动生物医药的产业化,生产高估计值的生物医药,建成中国第一条符合国际CDM标准的生物生产线。此外,和南汇合并后,张江药谷已经有了更大的产业空间,吸引大的制药集团落户张江,让它们把总部或者生产基地迁到张江药谷。
外包业的汹涌前来和中国政府的有意接纳,使得中国的外包公司越来越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特优势。何公欣向记者表达了他们选择客户的标准:质量、服务和规模。上海年会上,记者看到,提供更多的服务、追求一站式服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包公司的口号。
“现在外包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激烈了。”凯美隆药业全球化学总裁韩永信告诉记者。
扩大规模正在成为外包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选择。目前中国本土的外包公司中,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药明康德排名老大,是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超级巨头。位于张江生物医药基地的尚华集团名列第二,拥有1000多名员工。桑迪亚排名前五,拥有员工300多人。张江生物医药基地的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园区内两大外包企业桑迪亚和尚华都有扩张的趋势。郭涛告诉记者,药明康德2009年仍然有继续招聘计划。
站在桑迪亚办公楼门口,桑迪亚商务副总裁黄青对公司的未来踌躇满志:“桑迪亚的队伍会进一步壮大,未来还会在生物方面招聘更多的人。”
“我认为进入外包行业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郭涛说,借助规模,药明康德的大客户保有率达到了100%,每年投入购买新仪器设备的金额就远远超过不少外包公司的年收入总额。药明康德这样的行业巨头是后来者很难赶上的竞争对手。
但凯美隆药业全球化学总裁韩永信对外包行业有不同的看法:“生物医药外包方面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进入者会越来越多,外包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之中,重演‘中国制造’的悲剧。”他认为,外包不同于医药发明,属于服务业,虽然中印两国较低的成本将美国的生物医药外包吸引了过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外包行业,整体的行业利润只会进一步降低。
2009~2010年,大的制药公司面临市值达880多亿美元的专利过期,利润率预期的急剧下降使大的制药公司出现了裁员潮和兼并潮,先灵葆雅被默克兼并即是案例。
兼并后,外包市场必将越来越小,这对纯粹依赖国外大制药公司的中国外包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从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来看,人力成本快速增加、人民币的升值使“中国制造”逐渐走向了没落,这两种压力也是外包行业无法避免的。
研发这条路走不通。”桑迪亚化学部高级副总经理陈晨对记者说。外包公司的商业模式是靠顾客养活,一旦外包公司做新药研发,顾客会担心你侵害他的知识产权而跑掉。另外,外包公司一般都有VC投资,VC进入时的兴趣是在服务行业上,新药研发花费高、时间长、风险大,要转向新药研发很难获董事会通过。
陈晨在美国Neurocrine公司工作了十五年,参与了多个药物发现项目,并在权威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近130篇的研究论文,拥有超过25项美国专利。2008年11月份,他离开美国到中国寻找机会,希望从事新药研发,但他发现新药研发在中国筹资太难。
“我走了一圈发现,政府新药投资可以说是过热了。”陈晨说。政府争创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过热,使得国家对生物医药的整体投资虽然不少,但是分食者众,分到每个园区、每个项目上的比例都不大。
“虽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视新药研发,而且拿出了真金白银,但是缺少一个良好的投资机制。”陈晨说,他走了很多园区,也受到了不少园区的热烈欢迎,它们纷纷承诺给100万元的启动资金,免房租,但是对于新药研发动辄上亿美元的投资来说,100万元人民币实在是杯水车薪。
而中国国内的VC虽然大热,但是大多出身金融或者经济,无专业背景,而且缺少专业智囊团,在只有一个好的想法和履历的情况下,风险投资的几率很渺茫。因此,陈晨只能退而求其次,加入了桑迪亚,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寻找到机会重拾自己的新药创新梦想。
对于陈晨的观点,韩永信表示赞同,但他认为新药的研发或者创新,始终是解决外包困境的终极之路。目前凯美隆既有外部业务也有和客户分担风险的共同研发。“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控制研发和外包的比例,外包赚来的钱给研发部门提供了周转资金。
不论是全部还是部分新药研发,凯美隆始终都将创新作为公司的主体之一。”韩永信说,“不过,外包和研发并举,得益于投资者的赞同和顾客对我们的信任。”新药的研发和外包不同,需要良好的沟通和较高的效率以及不断的磨合,因此,凯美隆有意识地对规模进行了控制。目前凯美隆有员工200多人,他们规划的员工人数,最多也就350人。
“外包企业虽然不能够直接为新药创新服务,但是为新药研发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懂得如何进行实验室操作,知道如何管理研究项目以及和国外企业、国外市场对接,为中国的新药研发准备了梯队力量。”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副总魏晓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