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芳为什么离开华为 李玉琢:我为什么离开华为?

更何况,我已经年届六旬,名利之心及即使有,也早已淡去。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把名利放在心上过,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在四通如日中天之时离开,也不会在华为以及利德华福拥有相当可观的股权时选择退出。在一些人看来,委曲求全,也许就能海阔天空,可是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最近读巴金的《随想录》,有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而我正是身心皆不愿被奴役的人,当我在一个企业中能够全身心投入的时候,我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而一旦出现其中的某些东西来束缚我的时候,我就会拂袖而去,不管牺牲什么样的“前途”。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接受了束缚,我的精神就丧失了,那我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一年前刚刚离开利德华福时写的东西,也许能回答我为什么辞职的问题。

我又辞职了。准确地讲,是第三次离开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企业,一个6年前差点破产而今已成为业内最有名的企业,一个我后来对同事开玩笑说:晚来一个月可能连名字都被注销的企业。

离开的滋味总不是令人痛快的。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离开利德华福,一如10年前离开四通,6年前离开华为。

不过,也有些不同。

10年前离开四通的时候,四通声名依然显赫,但内部已呈败像,已不是值得我付出生命的原来的四通,所以我痛惜之余毫无悔意;6年前离开华为,华为正处在喷薄欲出的上升期,而我认为任正非已不再信任我,决然之中不乏遗憾。

好在我即将上任利德华福总经理,又有一种新生的感觉。而今,当我亲手操盘的利德华福历经6年的呕心沥血从破产的边缘走到国内行业第一的辉煌时刻,我却不得不离开。此时的我已然57岁了,惨遭“横刀夺爱”,心中的不平与愤懑是难以想像的。

10年前离开四通,段永基曾极力挽留,甚至亲自追到了香港,我面子很足。6年前任正非因我辞职而雷霆大怒,当众和我翻脸,但最终还是保全了我的自尊。三次离职,三种不同的感觉。比较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作别任正非的时候。

1999年11月1日~11月3日,时任华为执行副总裁的我给任正非连续写了三封辞职报告,但他都没有理我。

直到11月4日下午,在另外两位副总裁的陪同下约我去谈话。任正非由开始的生气质问,到赌气不理睬,到耐心说服甚至劝我离婚,最后允许我回家养病,他的谈话让我一瞬间闪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办企业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顾一切,为了工作的业绩与事业的成功,把身体搞垮了,把家庭抛弃了,我们要这样的成功有何意义?为什么不可以适当兼顾呢?记得那年年初时我曾向任打过报告,说明自己身体日糟,年龄也大了,希望调北京工作,这样既照顾了我的身体、家庭,又可发挥我的公关特长,但任以公司在北京没有这样的工作安排为由拒绝了。

他也许认为李玉琢是要搞特殊。应当承认,任正非为了华为是拼了命的,也做了许多牺牲,的确值得敬佩,但他能做到的事,却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一定要做到。

回京不久,任正非多次派人来京劝我回去,其中包括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副董事长郑宝用和副总裁王诚,但都被我一一婉拒。据说孙亚芳认为我离开的原因是没有融入华为:“李玉琢之所以离开华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始终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近5年来,华为所提倡的很多东西,有的我接受了且十分赞同,有的我并不认同。5年间,我好像一直是一个在华为奋斗的四通人;而在亲自操盘利德华福以后,我顿然发现,自己又成了四通和华为的混合体。

人的一生无论主动或被动,都可能要面对许多次的工作选择,在这样一些命运的转折关头,每个人都应当也有可能成为命运的主人。从当年为万润南豪情壮志所震撼投身四通,到为任正非的新思维所吸引加盟华为,到后来亲手操盘利德华福,为填补国内高压变频器的空白而战,前后整整18年。

18年间,我的个人理想不断攀升,我的勇气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倍增,在每一次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的管理能力都会得到一次激发,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每一次离开都伴随着不愉快甚至是迫不得已,但几次大的选择却成就了我无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