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阿姆斯特朗:偶像的垮塌

2017-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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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我硅谷的住所,正刮着骑行风.每到周末,帕洛阿尔托市的马路上.圣克鲁兹山的周围都会密密麻麻挤满自行车手,不论老少.水平各异.但作为竞争激烈.巨富云集的地区,硅谷的骑行者中很大一部分都蹬着9,000美元左右的顶级崔克Madone系列公路车,或者处于相同价位的闪电(Specialized).比安奇(Bianchi).赛沃洛(Cervelo).梅花(Colnago).加诺戴尔(Cannondale)等.兰斯·阿姆斯特朗是英雄中的英雄,激励着迈入中年的男男女女拿出行动.努力奋斗.阵亡烈士纪念日那天,当我

在我硅谷的住所,正刮着骑行风。每到周末,帕洛阿尔托市的马路上、圣克鲁兹山的周围都会密密麻麻挤满自行车手,不论老少、水平各异。但作为竞争激烈、巨富云集的地区,硅谷的骑行者中很大一部分都蹬着9,000美元左右的顶级崔克Madone系列公路车,或者处于相同价位的闪电(Specialized)、比安奇(Bianchi)、赛沃洛(Cervelo)、梅花(Colnago)、加诺戴尔(Cannondale)等。

兰斯·阿姆斯特朗是英雄中的英雄,激励着迈入中年的男男女女拿出行动、努力奋斗。阵亡烈士纪念日那天,当我面对圣何塞附近的汉密尔顿山长达19英里、高达4,000英尺的大坡道时,像我一样埋头苦蹬的骑行者都会想到兰斯,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他骑车时五官几乎拧成一团的画面。

兰斯历经磨难终成环法自行车赛史上最伟大的骑手、历经磨难战胜了已转移到脑部和肺部的癌症、更历经磨难从一名单亲妈妈家庭的男孩成长至今,他况且如此,或许我们也能挺过去。

兰斯赋予了苦难以魅力。他就像尘世间的耶稣,用自身的磨难和最后的胜利带给人希望。

正因为这种希望,大部分周末骑行爱好者、癌症病人、全球各地的生还者都不愿听见以下可能性——兰斯服用了类固醇、兰斯使用了生长激素、兰斯使用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兰斯输血了。我们不要听见兰斯·阿姆斯特朗的冠军是靠作弊得来的。我们在他身上倾注了太多期望,不忍见其破灭。

然而,本周,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对兰斯·阿姆斯特朗提起了诉讼。

这事会是真的吗?兰斯真的服药了?在1999—2005年环法七连冠中、2009环法第三名、2010被摔跤破坏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都服用了增进体能的药物和输血?

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正如我两年前在福布斯网站上所写,2010年环法自行车赛后的数据令我别无选择。

权威性网站体育科学(Science of Sport)的数据显示,与1996—2006年环法顶级骑手相比,2010年环法自行车赛顶级骑手的爬坡成绩表现出了稳定而奇特的5%的落后差距。全部数据、分析和计算方法均可在该网站上找到。

那么,自行车越来越快,训练、营养和体能恢复知识也越来越发达,为什么爬坡成绩却不升反降?最可能的答案是,反兴奋剂测试的标准越来越严了。2008年,美国职业自行车管理机构推出了所谓“生物护照”的成品。通过检测,运动员正常的血液化学作用中任何异常情况都会引起反兴奋剂官员的警觉,堪称行之有效。

1996—2006年的环法冠军全都要么亲口承认服药、要么于赛后被检测出使用违禁药物。只有一个著名的例外,那就是兰斯·阿姆斯特朗。作为现代体育项目中接受药检次数最多的运动员,他从未被查到过。不论怎样,这就是经过。事实上,兰斯被查出过,一次是2009年查出服用类固醇,另一次也是在1999年被查出使用刺激红细胞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在1999年类固醇一案中,兰斯的医生开出了一份为治疗鞍疮而合法使用皮质类固醇的处方。这份处方可能被篡改了日期,也可能没有。获奖体育记者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坚称日期被篡改了。2005年,一份冷冻尿液样本显示,1999年兰斯在EPO检测中结果呈阳性。

这份样本的储存是为了等待未来更先进的检测技术,2005年这项技术得以面世。这份尿液的A样本表明了使用EPO的证据,而B样本却因处理不当受到破坏、无法用于作证。

如果你仍然坚信兰斯,认为他没有在环法七连冠中服用药物或输血,那么你的立场是值得尊敬的,与美国的法庭一致。但谁能解释为什么兰斯·阿姆斯特朗能击败意大利的马克·潘塔尼(Marco Pantani)、德国的简·乌尔里奇(Jan Ullrich)等服药骑手而获得七连冠?这怎么可能?

答案在于服用了促红细胞生成素等血液兴奋剂的骑手比清白骑手多出多少优势。据笔者在体育科学网站的朋友称,服用了兴奋剂的骑手在职业水平的爬坡骑行中要快出5%。(在第二梯队的骑手比赛中会更快)5%有多快?听起来不算多快!但事实上,在世界级重大体育赛事中,5%堪称天壤之别。5%相当于马拉松世界纪录两小时零三分与美国纪录两小时零九分之间的差距。

牙买加短跑田径运动员乌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在赛场上鲜有对手,但他也只比第二名快1%到2%。在成绩可测量的精英性运动中,冠军运动员的成绩比第二名高出5%几乎从未出现过。我记得的唯一一例是在1968年奥运会上跳远运动员鲍伯·比蒙(Bob Beamon)跳出了8.

90米的成绩,打破了8.35米的旧纪录。但跳远是能量爆发型项目,对于任何耐力型项目而言——如奥运会马拉松长跑或环法自行车赛,无可回避的数据缓缓揭开了真相。第一名、第二名之间5%的巨大差距是前所未见的。

清白的骑手是不可能在1999年至2005年间打败服了药的潘塔尼或乌尔里奇的。

被支持者奉为“数十年一遇”的运动员的兰斯确可谓天赋异禀,几乎不产生任何乳酸,这是事实。他比环法比赛里的对手进行了更加努力的训练、做出了更聪明的安排,这也是事实。但是,就算兰斯再勇气过人、再专心致志,要想达到比马克·潘塔尼和简·乌尔里奇之流高出5%的促红细胞生长素水平或血液操控能力,并作为一名没有服药的骑手夺得冠军,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那些选手的心脏很小吗?

如果他们的心脏体积也很大,兰斯那5%的优势又是从何而来呢?纵观史上那些耐力超群的运动员,兰斯那传说中的心血管系统算不上异常优秀,所以这不是原因。如果谁能证明兰斯确实比第二优秀的骑手拥有5%的生理优势,我愿洗耳恭听。

兰斯是不是服了药?他没被查出来——马里昂·琼斯(Marion Jones)、贝瑞·邦兹(BarryBonds)、萨米·索沙(Sammy Sosa)、马克·麦奎尔(Mark McGwire)、罗杰·克莱蒙斯(Roger Clemens)也没被查出来。但有谁相信邦兹没服药吗?关于阿姆斯特朗服药一事,文件和证人的完备程度要比邦兹充分得多。

阿姆斯特朗的悲剧在于他的竞赛时代被证明是药物横行的时代。在数学意义上,他违规的概率是高得惊人的——清白的骑手不可能击败拥有5%的内在爬坡优势的服药骑手。因而,兰斯很可能认为自己唯有服药才能与其他服药骑手对抗。正因如此,兰斯高薪聘请的顾问才会是那位血液学家、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捍卫者迈克尔·法拉利(Michele Ferr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