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妈妈陶艳波 陶艳波 陪读十六年的“同桌妈妈”
“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 ...”陶艳波为了让失聪的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16年陪伴成为孩子的耳朵,用行动诠释了“母爱”二字。
陶艳波和丈夫的老家都在黑龙江,大学毕业后,两口子被分配到北戴河的一家疗养院工作,待遇也不错。1992年,儿子乃彬的降生更是让一家人兴奋异常。可是,这种兴奋又平静的生活仅仅持续了8个月就戛然而止——还不到1岁的小乃彬面临双耳失聪。
“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因为医生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孩子药物过敏,并殃及听觉系统。”陶艳波说,现实让他们两口子无法接受,而“十聋九哑”的可能更是让她不敢面对。陶艳波不知跑了多少医院,北京、天津、南京,只要能够治疗聋哑的医院,她全都跑遍了,但换回来的却是医生的摇头以对。
“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孩子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的医生一语惊醒梦中人:孩子的最佳语言期为0—7岁,之后,声带将会发生变化,再怎么训练也就无效了,孩子很可能一辈子无法说话。
“我怎么能让儿子一辈子比比划划地活着?”陶艳波毅然辞掉了在昌黎黄金海岸哈尔滨铁路局疗养院的工作,只身一人到北京学习唇语。当时她的领导劝她:“大学毕业分配个好工作不容易,现在孩子已经是这样了,万一你的努力也没什么成效... ...你是不是需要再慎重考虑一下得失。”
那天晚上,之前从不写日记的陶艳波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在北京,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陶艳波一个人是聋儿家长,其余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每天上课时,陶艳波总是最早一个到,坐在最前排的位置。
陶艳波事先准备一些小卡片,把要教孩子说的话分别写在儿子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让儿子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以便他们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再把他的小手放在她的脖子下面,感受她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如何震动的,让他看口唇是怎样发音的。
就这样,他们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 ...当时杨乃斌年纪很小,根本不得要领,被封闭在无声世界里,动不动就烦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小手打她、推她,她只能默默地流泪。
虽然陶艳波每天对儿子说的话能拉一火车,但几年下来,每天的希望总要变成失望。可她没有放弃。快到3岁的时候,陶艳波看到儿子特别喜欢交通模型的玩具,就给他买回来许多。每当儿子玩玩具飞机的时候,她就一手拿着飞机,一手拿着写有“飞机”字样的卡片,让儿子摸着她的声带,不停地说“飞机”“飞机”... ...当他玩汽车时,她就又拿着汽车和“汽车”文字卡片,让儿子摸着她的声带,说“汽车”“汽车”... ...
就这样,她每天从早到晚跟儿子一起在床铺上、沙发上爬上爬下,在地板上摸爬滚打... ...
在儿子4岁那年,奇迹终于出现了。
那是儿子过生日的那天,儿子伸手想摸摸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却怎么也够不到。突然儿子鬼使神差地回过头,望着陶艳波喊了一声“妈妈”。
为这一声呼唤苦苦等待了三年的陶艳波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丈夫,“孩子他爸,你快来听啊,我们孩子会喊‘妈妈’了!”
陶艳波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让孩子接受正常教育”是陶艳波始终不变的想法。除了继续教唇语外,陶艳波就是让小乃彬学习画画,为的是让他把想说的话画出来。正是小乃彬的画,也最终成为他进入正常学校的敲门砖。
在小乃斌7岁时,陶艳波带他来到老家黑龙江的一所小学。校长得知孩子的情况后,就是不肯收留。接连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陶艳波都带着小乃彬从早晨开始站在学校门口等校长,直到最后一次,校长看到小乃彬带去的一幅画才勉强答应。为了能让儿子跟上班,陶艳波和小乃彬一起坐进课堂,她要陪儿子念书,给儿子当耳朵,给儿子当翻译。
小学时,因为大家个子都小、课桌也很矮,陶艳波就从家里拿来一个15厘米高的小板凳。坐在矮板凳上时,陶艳波要把腿盘起来,像大虾米一样后背深深地弯下去趴在桌子上做笔记,有几次因为腿麻,她没等站起来便摔倒在地上。
小学毕业后,他们来到天津上初中。第一节英语课还没上完,陶艳波就低下头抹开了眼泪,因为这里的老师采用了全英语教学,而陶艳波上学时没学过英语,老师的讲课内容她一个词都听不懂!后来还是在老师的建议下,陶艳波买来了录音笔,把课堂内容全部录进去,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硬讲给儿子听——就这样,他们晚上总要学到一两点钟。
高考前,学习更加紧张了。为了跟上老师的进度,陶艳波每天早晨五点半就把儿子叫醒,带他读1小时英语,读半小时语文,早餐之后再到学校参加正常的晨读。每天七节正课,陶艳波一堂不落地陪着儿子听下来。为了不影响老师第二天讲课的进度,每天晚上陶艳波还要带儿子把第二天要上的课先预习一遍,把那些难懂的、不理解的问题用红线画出来,把要提问的问题写到一个小笔记本上。
临考前一个月的一天早上,他们俩骑着电动车飞快地往学校赶。因为没有注意到路面井盖被盗,电动车被绊倒了,陶艳波一下子被甩出好几米,儿子也摔倒在地。陶艳波手上、腿上血直流,被摔懵了。儿子又急又怕,抱住她大哭起来:“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陶艳波虽然也疼得直掉眼泪,却咬着牙说:“你必须去上学,快走!”儿子不肯,陶艳波就训他,最后儿子一步一回头地去了学校——这也是儿子上学以来极少几次“同桌”缺席的情况之一。
后来有好心人把陶艳波送到医院左腿缝了五针,医生让她留院观察,但她却坚持回家给儿子做午饭。第二天,陶艳波又带伤陪儿子上学了。
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班上有妈妈陪儿子一起上课,所以他们经常换学校,小乃斌也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朋友。
2011年6月的高考,可以说是对母子俩多年学习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由于乃斌的听力限制,英语考试中的听力一项也成了他十足的短板。尽管英语成绩拖了后腿,但杨乃斌仍以568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北工业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
据辅导员高松岩介绍,上课的时候,杨乃彬主要是听课,他妈妈上课连听带记笔记。妈妈每堂课都尽量将老师讲的内容记下,课下她再花时间讲给儿子,每次下课,她都会追着老师问问题。有时上课听不懂的,她就在课下或是周六、日向老师请教,甚至学习到半夜有不会的问题都会给老师打电话问。有的时候晚上自习,一个问题弄不懂,她自己得琢磨一宿睡不着。
陶艳波说,幸亏自己也是大学毕业,不然这么多年的陪读历程,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
“陶艳波的学习比我们很多大学生都好,到期末复习的时候还会给我们的学生讲题,比很多学生学得都好。”高松岩说。
“没有人因为我坐在课堂里而意外,只要想学习,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大学课堂。”陶艳波告诉记者,陪着孩子苦读这么多年,陶艳波现在对机电专业的每位老师都一清二楚。课后,她经常第一个冲上去问问题,老师们都耐心地解答。
让陶艳波欣慰的是,在大学里,杨乃彬和所有正常学子一样,已经通过了60多门科目的考试,每年都能拿奖学金。
从杨乃彬考入河北工业大学的那天起,学校、老师、同学都为这对母子身残志坚、勇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所感动,纷纷为他们提供帮助。
校方考虑到杨乃彬每天都要给人工耳蜗充电,于是给他的寝室修改电路24小时不断电。经过不断练习,杨乃彬已能比较正常地和人交流。
自2012年开始,学校设立的沈安俊奖学金连续三年对杨乃彬进行资助。机械学院对这对母子也给予很多关怀和帮助,学院团委曾为其组织捐款数千元。
在课余时间,任课教师也经常在家或者办公室对这对爱学习的母子进行单独辅导。通过大家的帮助以及他自身的努力,三年来,杨乃彬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处于中上等。
现在,陶艳波最盼望的是孩子能有份好的工作。而乃彬则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父母,回报老师,回报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
录制现场,陶艳波告诉主持人,其实,自己还有一个“要求”,“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孩子他爸爸一人打工供我俩上学,他更不容易,希望丈夫能一起上台领奖。”尽管奖项是颁给陶艳波一个人的,但荣誉属于这坚强的一家人。主持人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参加完颁奖晚会,陶艳波告诉记者,很多家庭因为孩子有残疾而遗弃孩子,她想用行动告诉更多人,只要有一线希望,身为父母就千万别放弃。“就算全天下都瞧不起我孩子,我也要眼含热泪,拥抱他、欣赏他。”
3月3日是爱耳日,陶艳波也呼吁:凡是因为幼年时期药物过敏等原因导致后天失聪的孩子,应该及早科学治疗、佩戴人工耳蜗,这样才能更好地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文/林晓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