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义气 书生意气——曹聚仁的《鹅湖之会》
摘自:《山水文心——与大师同游》 马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有一年从龙虎山去武夷山,走赣闽道上。出于对宋儒“鹅湖之辩”的兴趣,我轻踏雨后湿软的乡间小路,去看隐在村野深处的鹅湖书院。
时值春日,所见正是一派稼轩词境:“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入山下书院,草色青青,白鹅闲食,屋檐下响着我印在砖石上的足音。
这里真叫静!朱熹和陆九渊的激切论辩,陈亮与辛稼轩的长歌互答,皆往矣。瞥一眼满院花影,心头复袭上“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绪。杜少陵《咏怀古迹》“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可说情相近也。
中国的书院,实为一种私人办学的创造,仍承家塾的流风。宋明儒宗弘扬理学,书院兴盛各在当时。季羡林以为:“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
”我上庐山,过白鹿洞书院而想到朱晦庵,临贵阳文明书院而思忆王阳明。赣东北的这处讲会之所,正可算作宋时书院的一个代表。往观过后,我找来曹聚仁先生的《鹅湖之会》,连读数遍,能够同我实游的印象相表里。
曹聚仁下笔述旧游,与普通文章路径不同,绘景之美向叙史之功让步,只潜心在那里翻检着一堆学术气颇浓的旧账,恰显出记游手法的多端。
他是用不加偏倚的眼光去回视八百年前的那场哲学论辩,这正同他写历史小品的态度一致。对于“称自己心愿把历史中的人物雕塑起来”的做法他很为鄙薄:“他们心目中,只看见以往的读书人,如董仲舒给孔丘穿道士八卦衣,朱熹、王阳明给孔丘穿和尚衣,康有为给孔丘穿西装,蚩蚩者氓一样地当做大成至圣来礼拜,便以为古人已死,不妨自我作古。
他们又听见街头说书人,有权利把淡泊明志的孔明变成呼风唤雨的张天师,把爱女色的关羽变成炳烛达旦的武圣,把阴险的刘玄德变成仁至义尽的忠厚长者,便以为口头褒贬,亦可旋转舆论。
实则无论虚构至如何程度,也还不是虚构,不过是自己灵魂的告白。
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依然一个个摆在那里,一眼便知其非孔丘的;无论把孔明、关羽、刘玄德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还是一串愚蠢人的自塑像,和孔明、关羽、刘玄德全无干系的。”鹅湖之会,躲不开朱熹和陆九渊,他写,即将古圣贤“放在原来的圈子里去”,钩沉稽玄,还其本来的真实。
我们读,可上溯历史之河,直抵先哲的面前。目光在字句间流转,仿佛步越溪桥而身临殿廊,于松竹静处遥闻争鸣的余音。 宋儒主张的妙处,我不明白。
分开看,朱熹的“道学问”,是信奉书本;陆九渊的“尊德性”,是看重本心,合起来,都是要“致知”,好像只是“格物”的路不同。应吕祖谦邀约来鹅湖寺辩理,正可摆明两种悖异的治学观点。
虽是“不合而罢”,也毫不足怪。存歧见,为什么偏要调和呢?朱陆,其时都在盛年,争锋而各不相下,竟至激而过偏,难免矣,由此亦可端详古代学人的真性情。纵如黄梨洲所说“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
两家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我看也不必抱憾。 曹聚仁忆昔日之游而大力讲史,兼论格致的道理,却未失于枯燥,在我读过的记游文章里,真是少之又少。
这也是我对于他的笔下功夫佩服的地方。这篇《鹅湖之会》流荡的文史之气,断非寻常的风月笔墨所易取代,曹先生治学的优长也恰能表现在这里。如果将此文视为记游之作,无妨可以讲,到了曹氏的《鹅湖之会》出来,中国的风景散文更多了一番气象。
曹聚仁说他后来从上饶到了鹰潭,登道教的龙虎山,又入闽,到了朱熹讲学的建阳和延平,继而越过武夷山,经金溪往临川。
我睹其游踪而感到亲切。忆及昔年往来闽赣山水间,我愿待他日,得缘践旧迹,且至汤显祖在临川的故宅,醉温数百年前的《玉茗堂四梦》。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著有散文集《鱼龙集》。
论著《文思》、《文笔散策》、《国学概论》、《国故零简》、《小说新语》等。《鹅湖之会》见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摘自:《山水文心——与大师同游》 马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