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袁方 袁方:忆我的老师—著名社会学家陈达

陈达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30年代末40年代初,我在昆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读书时,陈先生是系主任。我听过他讲授的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和华侨问题等课程,深受教益。毕业后留系,得以长期追随他在联大、清华社会学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继续得到他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下面就我所知有关陈先生的生平、著作、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生活作风等方面,作简要回顾,并着重介绍他的社会调查成果,聊表对陈先生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生平

1892年4月4日,陈先生生于浙江省余杭县里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899年,陈先生7岁时开始在里河村私塾读书。1909年,以优异成绩从高小毕业,由学校保送入浙江省杭州府中学。1911年,在杭州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1916年由清华保送到美国留学。

他先在俄勒冈州波仑市立德学院获学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23年秋回国,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后,任社会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8年—1946年,除在西南联大社会系任教授和系主任外,还兼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京,他继续任社会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后,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1957年后,他被错划为右派,在京西城区家中从事研究工作。1975年1月16日逝世,享年84岁。1979年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陈先生在解放前,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人口学会会员兼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主任等职;解放后主要兼职有: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

著述

陈先生一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一方面培养了许多人才,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还撰写了大量论著。主要有《中国劳工问题》(1929年)、《人口问题》(2934年)、《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2935年)等著作10多部;另有学术论文40余篇,散见于国内外刊物。

这些论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断深刻,其中有不少资料是他自己实地调查得来的,学术价值很高,极为珍贵。解放前后经常被各方面引证,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我们现在要了解解放前的中国人口、劳工和华侨等方面的情况,还有必要研读他的有关著作。

陈先生主要的学术思想: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贯穿在他的许多著作里面,尤其是在他的专著《人口问题》中,有专章论述。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求得国家富强,应在人口、劳工问题上关注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这两个方面。

一般说,为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必须注意人口的数量;为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必须注意研究人口的素质和品质。这两种竞争是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只有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才能争取成绩竞争的胜利;反之,如能取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也更容易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

根据这一理论,在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上,陈先生一贯主张要控制人口数量,以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于控制人口数童的办法,他主张实行生育节制,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一对子女,即实行“对等更替”。这对于妇女健康、子女教育都有好处。

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开始宣传生育节制的理论与方法。1932年与林巧稚、杨崇瑞、雷洁琼等专家在北京组织妇婴保健会,成立节育指导所,还在《北平晨报》上创办《人口副刊》,普及节育知识,此后他一直坚持生育节制这一主张,直到1957年,还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题为《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论文。

在中国人口素质或品质的问题上,陈先生一贯主张优生优育、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以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人口品质不外决定于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环境。在环境方面要注意改善生活的条件,加强营养、普及和提高教育等等,使每个人在德、智、体各方面尽量得到全面发展。

至于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则应加强遗传学、优生学的研究,在推行生育节制过程中,适当实行区别生育率,例如禁止在遗传上有严重疾病的男女生育子女等。因此,早在抗战之前,他就把他的好友、中国唯一的社会学兼优生学家潘光旦教授,聘请到清华社会系任教,主讲优生学、人才学、家庭问题等课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还非常重视环境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在《人口问题》一书中,就曾专章论述灾荒与环境问题。而这正是当前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学风

陈先生生前在人口、劳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背后,是他一生追求真理、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陈先生自1923年回清华任教起,到1975年辞世,50多年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教学与研究上。

对他来讲,教学与研究是统一的。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上,授课时则是将研究成果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在昆明的9年中,他一般每周有三天在呈贡研究所工作,三天在联大教课。这样教学和科研能互相促进,课程内容也能因此而不断充实和提高。

陈先生教学严肃认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1924年《清华周刊》332期登载了一条“黑暗演讲”的消息:“本星期二晚现代文化课上课时,电灯忽灭,而陈达博士仍然照常演讲,精神倍加,同学亦寂不作声,静心听讲。追下课时,灯尚未明,幸有本刊总经理王君士伴等携烛而来,一线光明,同学咸感戴不置云”。

陈先生在人口、劳动问题研究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主张:“你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说十一分话”。

抗战前,他为要了解天灾对人口的影响,就曾对我国水灾和旱灾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搜集的材料包括《通志》、《通典》、《图书集成》、《文献通考》、《海关十年报告》、华洋义赈会刊物、各地赈务机关报告及新闻报纸等。

从这大量的资料中,求得的结论却很简单:自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后1933年的2136年间,每百年中有旱灾或水灾的共66年。按朝代来说,这个比例越往后越高,辛亥革命后,年年有水灾和旱灾。不过陈先生在《人口问题》一书(240—242页)中,对这些研究并不感到满足,他说这种研究只是“第一次尝试”,不见得全面精确。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