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雷英夫何以逃脱“两案”审判?2

据权威资料,总参作战部1952年取消了局一级编制,改为部——处编制,作战室亦随之撤编,雷英夫改任作战处(一处)处长。1955年9月,雷英夫授衔大校。翌年7月,擢任作战部副部长。至文革前夕的1965年12月,作战部部长为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李静、王德。雷、李、王资历相近,雷、王均是1961年晋升少将,李1964年晋升少将。

以后的事实表明,雷英夫是一位热衷政治、不守本份的将军。其所作所为,远远逾越了作战部副部长的本身职责。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后来说,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有“重要情况”向毛报告。及后,叶群在杭州见毛,林彪让叶群随信带交毛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之外,其余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罗点点说:“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8〕

据以上罗点点的转述,自罗瑞卿1959年接任总参谋长那天起,雷英夫就对罗进行了“观察”,“早就独立发现”罗有问题。这是我们这位“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在“预测”了美军仁川登陆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可惜,翻遍了罗点点全书,再没有找到雷英夫后来的故事。我们也无缘知晓雷英夫1965年12月揭发材料的内容细节。但可幸的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雷英夫参与揭发的有关罗瑞卿问题的另一份材料,这就是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在1966年3-4月间召开的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联名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9〕

该联名发言材料指称:“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复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同志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同志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对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联名发言举了众多事例,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九个问题作了“分述”: (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批示。

(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 (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六)封锁。 (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 (八)伸手。 (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名发言,与叶剑英、谢富治、肖华在同一会议上的发言,构成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的主要框架。1966年5月16日,在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5?16通知”下发的同一天,该报告及作为附件的叶、谢、肖、杨等的发言,亦由中央同意批转下发。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是一个不对称的组合。未取消军衔前,杨是上将,王为中将,雷不过是少将,雷与杨之间,级差颇大。令人纳闷的是,当时副总长有五位(张宗逊、张爱萍、彭绍辉、李天佑、王新亭),杨为什么不拉上他们其中的一两位联名,而要纡尊降贵,拉上下属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和一位副部长?总参下属的二级部不下十个,为什么单单就要找作战部?而当时作战部的副部长除雷之外还有两位(李静、王德),为什么仅仅就找雷一人署名?

以笔者推测,那是因为自翊“洛阳才子”的雷英夫,才是联名发言稿的真正执笔人。但无论如何,这样联名发言的形式总显得有点儿怪怪的。叶、谢、肖的发言,就没有采用与部属联名的方式。

  3、总参“8·25事件”

根据相关资料,1966年3-4月间,总参作战部再提拔增加了六位副部长,即:徐芳春、谭旌樵、张桂文、王强、孟平、成学俞。这样,文革前夕,作战部的副部长人数连雷英夫在内共达九人之多。

当年8月25日,总参发生了有名的“8·25事件”,半年前的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这一总参批罗的“左派”组合,产生了裂痕。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这一事件较为详尽的描述,当为陈虹的《总参“八·二五”事件真相》。陈虹时为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又在总参文革办公室工作,该文的资料来源应具相当可靠性。〔10〕根据陈文,“8?25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8月22日,总参党委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杨成武作了机关开展文革的动员报告。随即机关就有人到旃坛寺(笔者注:总参机关所在地)贴大字报,说杨的讲话是压制革命运动。“随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的”。

8月25日上午,毛泽东按照预定安排,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笔者注:经核对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接见的时间应是当日下午),陪同的有周恩来、杨成武和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笔者注:即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

“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徐业夫将他接到孙电话事告之杨,杨请示了周恩来,周同意了杨为照顾群众情绪,不要潘参加接见的建议。

当日下午,总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和具体部署机关文革事。外事局一些干部得知总参党委在开会,即冲到北楼6层总参党委会议室,质问杨成武,同时向总参党委提出抗议,“说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众要求,同意不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外宾活动,杨成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在那个会上,群众未来冲击之前,杨成武就将25日毛主席接见潘未参加的情况向到会的同志讲了。当外事局冲击会场的同志退出后,杨成武又向到会的总参党委委员和列席的部、局领导重复了一遍。王尚荣是总参党委委员,参加了这次党委会。

杨成武两次叙述潘未参加接见的经过,他都亲自听到了的”。但“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

作战部是总参第一部,位置显要不言而喻,“当作战部的大字报一贴出,各部、局马上响应,纷纷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对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的支持。总参机关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使人有‘乌云压城’之感”。

按照军委和总政的指示,“那时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总参的运动才开展两三天,就发生了冲击总参党委的事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当时,周总理知道了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向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

周随即亲笔写了一信说明事情原委,徐业夫也于27日写信给总参党委说明当时情况,总参党委收到两信后,第二天公布于众。作战部的人看到周、徐两信,立即翻了过来,说他们受骗了,上了外事局一些人的当。“他们群情激愤,集合队伍,摩拳擦掌,要去冲外事局,有的甚至几乎要动手打起来”,杨成武当即制止。

总参近乎乱了套。8月30日,叶剑英在三座门(笔者注:军委办公所在地)召开会议,“肖华、张爱萍、王尚荣、雷英夫和杨成武都参加了。叶剑英主持会议并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讲了话,指出王尚荣、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杨成武有什么缺点,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张爱萍副总长也讲了话,批评了王、雷二人。王尚荣、雷英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陈虹说,本来事情到此已处理完,“可是林彪知道了,却抓住不放,他说此事一定有后台,要撤作战部长、副部长的职”。“第二天,林彪亲自召集军委会(笔者注:据有关资料,军委第56次常委会在9月1日举行),老帅们大都参加了,贺龙副主席也到了会。

林彪讲了对‘八二五’事件看法后,坚持要撤掉王、雷的职务。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于是会上决定撤销王尚荣、雷英夫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职务,交代问题。随后军委给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发电,宣布了王、雷被撤职的事,作战部掀起了对王尚荣、雷英夫的揭发批判。总参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战部参观大字报。这就使总参机关的局势得到了控制,变得较为平稳”。

陈虹又说:“客观地讲,林彪当时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对王尚荣等人进行了迫害,并借这个事件整了贺龙同志,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事件就是正确的。就这件事本身来看,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能说成是对的”。

笔者十分同意陈虹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却难以同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总参“8·25事件”的定性,周恩来早在林彪之前已认定是王、雷要夺权,周不是说了“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吗?林彪后来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并没有什么错,否则,作为军队中枢的中枢——总参机关的局势难以稳定。

而且,这一处理意见得到了军委常委会议全体与会者(包括贺龙)的一致认可,不能说是林彪一人对王尚荣(陈虹此处没有提雷英夫)的“迫害”。

陈虹文章还多处为杨成武开脱,认为杨并无意要处理王尚荣,这恐怕也有违当时事实。总参大院内发生的事,杨成武不主动去汇报,周恩来、林彪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以杨的脾性,周、林对事件的性质都已表了态,维护了杨的权威,杨高兴还来不及,还会为王尚荣说什么好听的话?

对“8·25事件”,毛泽东本人也是知情的,对王、雷的处理,毛表示过支持。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不行了。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杨成武的大字报,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就更多了。杨成武是代总长,管好几个部,作战部要打倒他。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

雷英夫在其以后的口述回忆录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述了他在文革前夕及文革中如何“三次得罪康生,康生欲置我于死地”,“江青把矛头指向我,在毛泽东面前告了我的御状”,“一次与林彪无法避免的接触,便我得罪了林彪”(雷所有的这一类说法,人们都难以得以证实),却只字不提自己在文革前期过分突出的表现。

关于“8?25事件”,雷只有一句“1966年8月25日,我和王尚荣被林彪等用莫须有的理由突然逮捕了”,闭口不谈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如此假话连篇,难道又是号称“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应有的道德承担?〔11〕

于此,笔者再次感到纳闷的是,当时作战部九位副部长,为什么仅仅雷英夫一人与王尚荣写了批杨的大字报?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了雷英夫此人确实非同一般的热衷政治,不守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