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简历 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震撼心灵的采访    采访从1980年1月10日开始,每天上午、下午都谈,连续长谈了4天。这是王光美和子女刘平平、刘源和刘亭亭姐弟3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忆和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憋了10多年的心里话,讲得那么坦诚、悲愤、热烈、奔放,就像江水冲开闸门汹涌澎湃。

他们忍着深深的悲痛,讲述“文化大革命”如何突然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浑然不知;讲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前后少奇同志的不理解和困惑;讲述少奇同志如何据理驳斥林彪、康生和江青一伙的诬陷,用生命捍卫宪法和保护干部;讲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无私无畏地面对残酷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     回忆是非常痛苦的。

尤其是王光美一直承受着最大的心痛:听着孩子们哭述她伤心,自己讲起悲惨遭遇也伤心。尽管残酷的批斗和十多年监狱早已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她也强忍不住老泪横流,讲到伤心处摆摆手:“不说了!

不说了!”捂着鼻子背过身去,或者到客厅和餐厅一角擦泪,由孩子们讲;一会儿又转过身,忍不住插话讲述起来。

有一次潇潇回来,姐姐哥哥拥着小妹,讲起最后生死离别,向赵阿姨“托孤”,潇潇忍不住当着记者的面失声痛哭。当讲到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这撕心裂肺的悲痛,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间里呜咽好一阵,稍为喘过气又出来一起回忆述说。

    我和宋文郁听着他们的讲述,残酷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异常震惊;看着他们悲痛欲绝而又刚毅无比的情形,我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宋文郁是位老记者,他激动地对我说:“在我25年的记者生涯中,进行过无数次采访,而如此震撼心灵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是的,这是我们毕生最难忘的采访。

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这些设备,全靠我们紧紧握住笔,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颤抖,还要不时揩着模糊眼睛的泪水,不停地记录着。我们的采访是“残忍”的,因为这是在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心头撕开最悲痛的伤口。

但是,为了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历史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发生这类惨剧,我们又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平平、源源和亭亭也讲述了他们被撵出中南海之后的悲惨遭遇,讲述他们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孩子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东躲西藏,卖血为生;为了躲避搜捕,14岁的亭亭居然敢从5层楼的窗户钻出去,紧贴着墙翻上楼顶逃命;为了寻找爸爸妈妈,源源深夜逃出监督劳动的农村,靠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赶上火车;而平平从流放的农场跑了几百里,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起动,她一把揪住车门拼命呼喊挣扎,被火车甩下来晕倒,装进吉普车往回拉,刚苏醒又拼命往外跳。

他们无路可走,只有写信找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母子们这才得以在秦城监狱重逢。接着,孩子们又开始寻找父亲的骨灰,由于“四人帮”和“专案组”的严密封锁和阻挠,那又是非常艰难、充满悲愤和痛苦的历程。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找到最后一年多一直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原卫士长、警卫和护理人员了解情况;王光美出狱后,首先是要查找少奇同志“专案组”的有关材料,查阅到当时的原始医疗记录档案。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

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成了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的罪行铁证。     王光美也讲述了她12年的监狱生活。

她说,她最想念的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年轻冲动,干出傻事来。所以,孩子们每次来监狱看望,她总是要叮嘱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爸爸的嘱咐,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爸爸的事。

王光美很欣慰地告诉我们,她生的4个孩子都很争气,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学,而且非常刻苦。

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平平当上了翻译,后又留学美国,在以后4年里共取得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创下该校历史奇迹。亭亭考入人民大学,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二个考入美国哈佛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

潇潇以当年总分第二考入北京大学,后又保送德国攻读生物学硕士。我们采访时,源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同我聊起毕业分配的事。作为少奇和光美同志唯一的儿子,他不打算出国留学,而是要遵从父亲的遗愿到最艰苦的基层工作,立志做人民的好儿子、多为人民办好事。

他不肯去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选择父亲生前工作过、视察过、最后在那里去世的河南省,在父亲生前视察过的公社担任副主任,要替父母和家人报答河南人民的恩情。

    连续4天采访初步告一段落后,宋文郁和我向杂志社编委会详尽汇报。尽管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但许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听说,都非常震惊和感动,认为这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控诉,一定要“下决心搞好,下决心在第3期发,下决心给足篇幅!

”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