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滨忠沪剧 纪念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袁滨忠逝世四十三周年

“象海燕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追白云……”。近日我走过一家居民的门口,听见里面在放我十分熟悉的已故著名沪剧演员袁滨忠先生在沪剧《雷雨》里的演唱录音,看来这也是一位“袁迷”在欣赏。这声音又圆润又甜糯,演唱的思想感情也十分丰富。听着听着这天籁般的绕梁之声,它再次勾起我对这位杰出艺术家的怀念……。

三年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两次播放过一档“袁腔绕梁忆滨忠”的访谈节目( 约两小时四十分钟),为的是纪念袁滨忠逝世四十周年。我作为嘉宾访谈,也参与了节目的录制。

当时年轻的袁滨忠先生作为建国后一个承上启下的、新的沪剧流派创始人,好多沪剧观众至今还深深缅怀着他。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我们的面前,他的一些经典唱段仍被专业和业余沪剧演员作为范本在教学和传唱。可见袁滨忠在沪剧观众中的魅力之大。

上次节目因时间上的局限,我没有把该说的说完,本月二十八日又是袁滨忠先生逝世四十三周年的纪念日。我作为沪剧老观众、他的铁杆“粉丝”,还是“袁腔绕梁——再忆滨忠”,把我听到的、想到的用文字形式来追忆他的点点滴滴,以飨热爱他的广大观众。

袁滨忠,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员,苏州人,生于1933年,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1949年进文滨剧团(后改为上海艺华沪剧团)学艺,师从沪剧泰斗筱文滨。1951年转至上海爱华沪剧团,从艺18年左右。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在沪剧发展史上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所创造的艺术流派——“袁派”是一个年轻的、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沪剧流派。“袁派”的影响深远,在沪剧界是罕见的,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总结。现在戏曲界对很多青年演员称“王子”,但称得上“流派”的能有几位?作为一个看了五十多年地方戏曲,尤其是对沪剧,对袁滨忠有特殊感情的我,同大家一起追忆和探讨。

一颗耀眼的“星星”

青年人一般喜爱音乐、歌曲、舞蹈等。戏曲往往是中、老年观众的偏爱。对青年人来说,跨进戏曲圈子好象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此情此景从剧场内观众的年龄层次来看,似乎印证了这一点,沪剧场子内也不例外。

但喜爱袁滨忠的观众却与此大相径庭,青年观众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当时就了解过他们的成份,市区的工人和学生来看戏的很多,场内总是坐得满满的。近郊的农民来捧场也不算少,但当时限于交通不便,他们往往来看日场(文革前,星期日和节假日各剧团都加演日场。最早些时候,除了天天演日夜两场外,有的时候甚至加演早场),看完了就急匆匆赶车回去。

我是1959年上初中时,在九江路上的“人民大舞台”看了沪剧名家汇演《雷雨》,袁滨忠在剧中饰演二少爷周冲后,才对他独有情钟的。从此“迷”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和其他青年沪剧观众一样,都把袁滨忠当作“一颗耀眼的星星”(现在称“偶像”)来追捧。追捧的程度不亚于现在追大牌流行歌星的“粉丝”。

那个年代里,娱乐活动少而单纯。根本没有电视机,经济状况略好的家庭,能买个收音机听听已经不错了,有的只能自己装矿石机来听,有电唱机的,能买几张唱片的极少,有录音机的凤毛麟角,更是稀罕之物,一般只有专业单位才有,因此上剧场看戏听曲成了好多人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

当时上海各剧种大大小小的剧团有好多,一些不知名的小剧团和演员也能卖座(不然怎么生存?),不要说看名角了。你要看大剧团和名角的戏,一是买票难,往往是一清早就在剧场门口排队,有的甚至是通宵等候买票;二是等退票难,一张热门的戏票搞到本就不容易,谁舍得无缘无故去退掉。

记得六十年代一个星期天上午十时左右,我经过静安寺的“红都剧场”(现恢复用原名“百乐门”)门口,海报上贴着爱华沪剧团袁滨忠等演出沪剧《父子恨》的信息。只见长长的买票队伍一直排到愚园路转弯(当时我没时间去排队,后来他们在大同戏院再次演出时才补看的)。

这种情况,是袁迷们司空见惯的。还有一种情形,不管袁滨忠在什么剧场演出,在开场前的一、两小时前,剧场外面人特别多。不外乎是等退票的和已经有了票、但在等候同伴的。

观众一直是人潮涌动。我记得他在新光剧场(现为新光影艺苑)演出《苗家儿女》时,行经在宁波路和广西北路上机动车很难通过。在中央戏院(现为市文化宫剧场)演出《桃李颂》时,北海路和云南中路上人头挤挤;还有一次我去瑞金剧场(现因市政工程需要,剧场已消失)看他们演出的《恩仇箭》,剧场门口人多不去说,就在离剧场约三百米左右、位于延安中路上的71路公交车站处,也有人手持人民币在等候,希望有下车的观众出售退票。

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的戏就是这样吸引人。

据了我解,喜爱“袁派”的青年观众来自杨浦区的最多,因为该区大厂多且集中,有的全班组工人几乎是倾巢而出一起来看戏。这是一位住家、工作在杨浦区的朋友薛先生对我说过:“爱华”团部驻地也在该区,因剧团条件有限,故经常借杨浦文化馆排戏。作为名演员的袁滨忠,为人和善,平易近人,经常乘排戏的间隙,在馆内辅导业余演员。而业余演员又是青年人居多,接触多了,他们深爱爱华沪剧团和袁滨忠,所以许多青年观众来看他的戏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当时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爱华”演出剧场的后门口,夜场散戏后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基本上天天都有一群群青年观众在等候演员出来。他们有的希望能一睹袁滨忠和他的“黄金搭档”韩玉敏在舞台下的风采,有的希望能得到他们的亲笔签名,有的希望跟他们走一段路,和他们交谈几句。

袁和韩也非常乐意地和大家交谈,尤其是听听大家对演出方面的意见,这是青年观众们认为最愉快的一件事。袁滨忠的夫人郑威娥女士也曾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夜场散戏后,他们夫妻俩一走出后门就给热情的观众围住了,动都不能动。

刚巧有一辆三轮车经过(那个年代很少有出租汽车),在剧场纠察(现在称为保安)的帮助、护卫下,他俩硬挤出人群坐上去。可是车子立即被包围了,人群几乎要把车子掀翻了。

他的一位老同事也曾对我说起过,袁滨忠会利用时间“找缝插针”,去看兄弟剧种的演出,目的是学习、借鉴他人之长,来为我所用。一次晚上他难得有空去看合作越剧团的演出,开场没过多久却被周围的观众发现了,场内一下子轰动起来。

台上戚雅仙、毕春芳的表演是够精彩的了,但挡不住台下越剧观众对袁滨忠的热情:前面的观众站起来向后望,后排的观众涌上来往前围,楼上的观众也朝前走,人声鼎沸,眼看台上演不下去了。袁滨忠在剧场工作人员的守卫下,只得在挡出一条路中离开了剧场—戏看不成了。

这些就是热爱袁滨忠的观众们。

我不习惯去后台门口苦等,也不去围观,但也深追袁滨忠这“一颗耀眼的星星”。我上高中时,十分注重时间安排,分秒必争。无论是白天、晚上,还是平时、周末,那怕明天要大考,我都会挤出时间去看戏。有时实在觉得无戏看了(因为附近演的戏都看过了,那时一部戏总要演一段时间,不象现在只演几场就收场了),只能把已看过的戏再拣一部“炒冷饭”——重看一遍。所以袁滨忠的某部戏,我往往会不止看一遍。

我这样迷恋看戏,父母说我“太过分了”。我少不了经常挨骂,还给父亲打过几次。当我在学期中或期末向父母出示我优良的学习成绩报告单和学校授予我优秀学生的奖状时,父母无话可说了。只是再三叮嘱我,不要总是没日没夜地看戏,要注意身体健康。其实父母也爱看戏,我从小是他们和邻居们“带出道”的,不过我比他们迷恋的程度更深罢了。

我一直生活在市中心黄浦区,大部分工作经历也在黄浦区,与黄浦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前,黄浦区及其周边地区,剧场特别多,给我看戏着实提供了方便。当年袁滨忠一直是在黄浦区的“国泰”(早期演出场所)、“新光”、“中央”、“国联”、“黄浦”、卢湾区的“大同”、静安区的“瑞金”、“红都”、虹口区的“群众”等剧场轮流演出,“中国”、“大众”和“大世界”等剧场偶然也去过。我基本上是步行去看演出的(为的是省下几个车钱,留着还能看戏)。就是略为远一点的“瑞金”,也走着去;“红都”、“群众”和“徐汇”等剧场,只能乘车去了。只要是袁滨忠在那里演戏,我追“星星”就追到那里。

记得1959年沪剧《雷雨》名家会串演出时,我已上初中了,吵着要父亲去买戏票。父亲千方百计地托朋友,觅来一张票。我兴奋得跳了起来,一把抢过戏票就牢牢地藏起来,生怕别人拿走。好不容易等到开演的那一天,一个人就兴高采烈地看戏去了(以往总是与大人一起去的,这次以后我就不要大人陪同,自己开始独立看戏了)。戏中八位名演员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中袁滨忠的新腔“飞向我们的新世界”更是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听得我如痴如醉。从此以后,凡是他演的戏,我几乎一只不漏看。

如今我有时同戏迷朋友们谈到袁滨忠时,还绕有兴趣地讲述了当年我学生时代热爱“袁派”的另一些往事:

放学或是外出回家路上,如果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在播放袁的唱段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仔细地听,默默地记。这时,两眼虽然盯住柜台,但柜台里有什么商品,价格是多少,我根本就不在意。营业员见我看了多时,就问我,“小弟弟你要买什么?”我一边摇头,一边还在脑子里记着袁的唱腔和唱词。等我心满意足地听完了戏、并对这个营业员友善地笑了笑,表示谢意,才高兴地走了。

一天是星期日,临近中午,母亲说要烧我最喜爱吃的红烧鱼。接着又说一时忘了,酱油已经用完了,要我赶快去买酱油,快去快回。我拎了酱油瓶(当时没有袋装化的),拔脚就走。恰好酱油店的收音机在播放“对农村广播”节目,里面穿插了袁滨忠和韩玉敏的小演唱“问路”。我买好酱油后,站在店门旁听得出神,把母亲嘱咐我的话全都忘记了,等听完后才回家。母亲早就等不住了,只能把红烧鱼变成了清蒸鱼。问我迟回的原故,我作了说明。她又好气,又好笑,说“鱼由红烧变清蒸倒无妨,假如碰到其他要紧的事,那可怎么办呢?”

有时我也会狂奔回家,上气不接下气。母亲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见我急忙打开收音机。才知我是算好广播时间回来听戏的,尤其是袁滨忠演唱的(那时我总是买两分钱一张双面的《每周广播》报,后来它改为了《每周广播电视》。我把一周要听的剧目和它播放的时间牢牢地记住。当时报上刊登戏曲节目播出的时间、剧名和演员都很详细。不象现在简单得很,有时广告一多,版面紧了,索性把剧名和演唱者的姓名全都拉掉了)。遇到这样的情形,母亲就嘱咐我说,以后走得慢一些,当心闯祸、摔跤。后来又发生过好多次,她就一直责怪我。母亲碰到我这样痴迷戏曲,追“星星”的儿子,实在是无话可说的了。

六十年代前期我在高中求学。班上好多同学都十分崇拜这颗“星星”,我经常与同学、还有邻居(交大的学生)同去看袁的《苗家儿女》、《青春之歌》、《红灯记》等演出。课余,我们还常在一起学唱沪剧。同年级的其他班里有一位同学,他家是本地人。他小时候父亲就教他唱沪剧,大一点时再教他学拉“申胡”(沪剧专用的胡琴)。他掌握了一点基本功。有他的加盟伴奏,我们的沪剧活动就更加丰富多采了。记得当时我们起先唱得最多的是《星星之火》和《罗汉钱》等。看了袁滨忠、韩玉敏的《苗家儿女》后,觉得其中一段“话别”更是吸引人。我和同学们中午和下午课间时在教室里天天唱。连得下乡劳动,晚上睡在地铺上还是“大家唱”。唱得大家都会了。一位同学的女邻居闻得我会唱“苗家儿女”,缠着我,要跟我学唱。星期天我专程去教,教了几次,她也唱得很好了。

一天,我与班上十几位同学一起去新光剧场看爱华沪剧团《红灯记》的演出,觉得这个戏的政治意义和艺术质量都非常好。后来学校结合爱国主义的教育,准备在国庆节举行全校文艺汇演,每个班级都要报节目参加。好多同学不约而同想到了演沪剧《红灯记》的片段。尽管困难重重,操作过程不必细述,但大家还是一样一样地克服了。其中剧本是靠说明书上印的唱词和我的记忆整理出来。谱子由我哼唱后,请音乐老师记谱、补充、整理。同学们一致推荐我出演李玉和。后来在专业团体——红霞歌舞团的具体帮助下,我们在课余认真地排练了多次,许许多多的困难一次又一次地攻克了,终于在国庆的前一天,彩装演出了“刑场斗争”一折。虽然演来十分粗糙,许多地方很不到位,但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连谢了三次幕。这件事使我和同学们终生难忘——因为演的是我们仰慕的“袁派”戏。

就说沪剧《红灯记》,我前前后后看了十七遍(包括每次改动后的各个版本)。从1963年春节“爱华”在红都剧场首演开始,又走遍在新光、瑞金、大众、中国、中央、大世界等剧场的轮演,直至67年10月国庆节在群众剧场,看到他在世时的最后一次演出为止(后又在“共舞台”看过王盘声、张杏声的演出)。

我不过是狂热的袁派“粉丝”中的一员。听说有许许多多观众都喜爱袁派《红灯记》,女观众也不例外。去年我在乘地铁时,无意之中听到了邻座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在谈论“文革”前看过袁滨忠的《红灯记》,特别喜欢他的唱腔。她们喜形于色的模样也感染了我。是啊,好的艺术作品是广大观众共同的精神财富。演员虽不在了,但他的声音靠现代科技手段能保存下来,他的形象会深深刻印在热爱他的观众的脑海里。

最近有朋友带口信来,一批当年杨浦区的青年工人“粉丝”(现在都已在花甲之年了),至今还念念不忘爱华沪剧团。他们相约我聚会,大家共同来追忆袁滨忠,诉诉衷肠,更想听一听我介绍袁滨忠的唱腔特色和爱华沪剧团台前幕后的故事,我感动之余,欣然答应了。

“一颗耀眼的星星”——袁滨忠当时给广大沪剧青年观众影响实在实在太深了。

袁滨忠不仅是青年观众心目中的“星星”,更是专业沪剧青年演员的偶像。

著名青年演员徐俊以前在上海沪剧院工作时,他十分喜爱“袁派”,也准备出版学唱“袁派”的音像物。因为他收集到有关袁滨忠的资料不多,在上海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徐俊等三人来我单位找我,说明来意,希望我协助,能提供一些文革后没有公开出版过、播放过的袁滨忠的唱段,补充到徐俊学唱“袁派”的音像资料内。

我想,繁荣沪剧,弘扬“袁派”,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义不容辞的。所以我就利用晚上下班后(我当时每天工作都是在十多个小时以上,压力也大)和休息天的几个日子里去徐俊家。

凭着自己的记忆,我先写出唱词,再根据唱词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由熟悉“袁派”唱腔、擅长音乐理论的著名演员吴斌记谱(沪剧作曲家汝金山配器)。

徐俊则按乐谱唱出轮廓后,我再帮他把每一句唱腔“精雕细凿”。尤其是把袁滨忠富有特色的装饰音、半音和某些独特风格的唱腔牢牢地“定腔定谱”,力求还原“袁派”唱腔的真面目。吴、汝两人边记边改,徐俊又反复地练唱,一直让我感到满意为止。

到底是搞专业的,吴斌记得准,徐俊领悟得快,这样就把《恩仇箭——恋歌》、《红色娘子军——分界岭》、《谁是母亲——认娘》、《红珊瑚——岛遇》等几个段子定下来了。过了不久,“徐俊学习‘袁派’唱腔专辑”的音响资料(磁带和CD片)就发行了。

专辑中的《恩仇箭——恋歌》一折,后来由徐俊去电视台教唱并出版了MTV(与倪幸佳合作);钱思剑也演出过(与吉燕萍合作),他与顾奇军合作还出版CD片(分别有演唱片和伴奏片)。据说还有其他版本的卡拉OK出版物。这个段子深受沪剧爱好者的欢迎。“恋歌”,经过专业演员多次演唱、业余的“大家唱”、过没多长时间,这个唱段就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开来了。“袁派”爱好者非常熟悉它。

上面提到的几个新发掘的段子,也在纪念袁滨忠有关演出和其他演员学习袁滨忠唱腔活动中展演过多次。这样,既扩大了袁滨忠的影响,又丰富“袁派”资料的宝库。

“袁派”继承人钱思剑他曾对我说,他是通过音像单位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一盘袁滨忠的磁带,爱上了袁的唱腔。钱思剑是“无心插柳柳成行”才踏进“袁派”圈子的。当时他在崇明沪剧团演出沪剧《雷雨》,也是扮演袁滨忠当年的“周冲”一角。大家发现他的嗓音很象袁滨忠,建议他专攻“袁派”。这件事后来又引起了连锁反应,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视和关切。他也受到了激励,增强了学习“袁派”唱腔的信心。调到上海沪剧院后,他更是“张开了艺术翅膀飞翔”,业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了“袁派”艺术最好的传承人。

上海长宁沪剧团的黄爱中也在努力学习“袁派”唱腔。

以前还有专业剧团的,如“群艺”的俞洪康、“艺华”的项凤根(后改名为项军)和陈光荣(后转至“长宁”)、“长宁”的程建华等,在学唱袁派上也各有建树。

就现在来说,好多专业和业余的中、青年沪剧演员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也喜爱他铿锵有力、金属般的嗓音。他们在努力学习“袁派”唱腔。袁滨忠的演出录音在文革前有好多,可惜的是全没了,现在连得电台也仅存一点点。有的因日长时久,录音老化磨损,如袁滨忠和韩玉敏1965年在农村创作演唱的小戏“上一课”,听说电台在努力抢救。现在的“命运”也不知如何了。

唱腔资料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绕。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我仗着对“袁派”唱腔的熟悉、年轻时记忆力强、文字记录速度快的长处,下决心要做一件事:

在专业的陆敬文(原艺华、长宁团)、陈振梁(原爱华团)和业余的穆继仁等多位乐师的协助记谱下,我又搞出了几个频临失传的“袁(滨忠)派”(也有其他沪剧、越剧流派)的唱段,让它们“重见天日”。如“袁(滨忠)派”《谁是母亲》、《苦菜花》、《南海长城》、《父子恨》等多个选段。我也整理出了几个失传的他演过的沪剧剧本选场。如《红色娘子军——分界岭》、《谁是母亲——认娘》(该两文已在“中国沪剧网”上登载)。我愿意继续再发掘,成果无条件地奉献给大家。目的是为“申遗”成功的沪剧再做点事,宏扬“袁派”艺术再出点力。

袁滨忠虽已故世四十三年了,但现在“袁派”唱腔还是被“炒”得火热,“星星”继续在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我相信经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沪剧和“袁派”艺术是大有希望的。

“星星”的魅力,不仅在唱腔上,更体现在演出剧目的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