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侄孙女 陶先运: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

十五岁的我是偷偷去当兵的。当时,由于眼睛近视,营养不良,体重太轻,身高不够,在体检时被刷下来了。我十分委屈地站在那里,一直不肯走。

小鬼,快回去吧,明年再来。一位军官对我说。我哭着说,不,我不回去。体检都结束了,我还站在那里。熊晃将军扶着栏杆,站在楼上,他注意到了我。 招兵的军官对熊晃说,政委,这小鬼已站在这里半天了,怎么说也不走。

她年龄、体重、身高都不够。我接过那军官的话,说,不让我当兵我就不走。我在茶叶厂当工人已经一年多了,我已是大人了。熊晃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对那军官说,那就收下吧,让她到文工团去。我一听,高兴极了,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我的父亲是个汽车司机,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他是不愿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但一见我穿着那套过膝的棉军装站在他面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吸了口旱烟,对我说,听说新疆冷得很,雪四五尺厚,你去非冻死不可。爹,解放后我也上不起学,人家去了都不怕,我也不怕。

我倔强地说。那你就去吧。顿了顿,他又说,满(小)运呀,你知道你明六叔公和正四叔公啵?我听说过的。你明六叔公陶峙岳在新疆当总帅,你正四叔公陶晋初可能是副总帅,你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关照你的。

总帅,那是多大的官呀? 统领新疆兵马,在过去啊,也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啊!他俩都是中将,听说率部起义了,也是解放军了。我们陶家在晋朝时出过“八州都督”陶侃,还有就是陶潜陶渊明。

从那以后,可能就是你两位叔公出息最大,可算是光宗耀祖了。好的,我去了新疆,一定去找他们。本想借两元钱给你,可胡经理不给借,爸明天又没时间送你。 部队上用不着钱,管吃管住管穿,也不用你送,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4月16日黄昏,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哐当哐当”地驶出了长沙车站。

看着长沙城渐渐远去的、依稀的灯火,我突然想起我这一走,啥时才能回来呀!想到这里,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嘤嘤”哭了。我这一哭,整个车厢里都响起了抽泣声,大家全都哭了。大家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直哭得带队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抹起眼泪来。

7月1日,我来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景化(现呼图壁)县城。在这里,我和女兵们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教育,大家住着清一色的地窝子,睡着清一色的地铺,地铺上的苇子草散发着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腐浊气息。政治教育的结果是使大家都抱定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决心,熄灭了我们回到故乡的梦想。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从迪化迁至景化后,异常简陋,跟现在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差不多。女兵队紧邻司令部办公室,我常常看到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入于司令部,车上的首长军容严整,颇有儒雅之气,我也听到了人家叫他陶司令员,我就想此人可能就是明六叔公陶峙岳。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称为陶参谋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正四叔公陶晋初。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的一名卫兵干起,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入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

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

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1948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俩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

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小拐好,小拐好,人无粮,马无草,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

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净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何时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儿。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笑了笑,没有吭声。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怎么样?我不想去文工团。那你去学护士吧!好的。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护士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舍不得拿来建房。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

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

我的衣服磨破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西。我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打折了腿的,打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

有一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了,但人已被折腾得不行了。

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来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