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考哲学研究生】高考恢复三十年往事 之 《陈嘉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
决定命运的面试场景始终在陈嘉映的脑海里,“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所幸考官最后还是决定让他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他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就这样,陈嘉映“混”入了北大听华师大的学生说陈嘉映教授是个“万人迷”,上他的哲学课必须提前去占座位。
在他的课堂上,有三分之二端坐的聆听者不是哲学系的学生。
在沪上东北角僻静的住宅小区中,接近黄昏时分,刚给他的研究生上完课的陈嘉映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点起一支烟,把自己参加首届高考前后的经历娓娓道来。也许是因为不常接受媒体采访的缘故,在采访过程中他似乎不擅长侃侃而谈。
浓浓的老北京口音,谈吐间慢条斯理,有些含糊,带着沉思的神情,言语之间总带了些迂回曲折的意味。不过,当年在同一个小圈子内厮混的人都知道,陈嘉映在内蒙突泉插队的知识青年中可是有名的辩论好手,引经据典,让反对者的意见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1977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让陈嘉映得到了在北大学习德语的机会,而后机缘巧合,成为海德格尔的弟子熊伟教授的爱徒,从此走上研究西方哲学的道路。不过,用陈嘉映自己的话来形容,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就是一段求真迷行的岁月,“顾自在精神的林莽中游寻迷行了几十年,游乐之余,也曾在陡峭处做二三路标”。
内蒙突泉,思辨之路由此起步
“一群孩子玩球,玩得很起劲,后来发明出一些规则,变成了篮球运动、足球运动。我们通常会拿这场球赛和另一场球赛比较,很少会谈到一场篮球赛同一群孩子玩球之间的同异。”陈嘉映打了一个比方,解释哲学与日常感悟和思考之间的关系——在普通的思考基础上,哲学带来了思考形式的某种变化,就是对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的注意。
“文革”的时候,陈嘉映和他的两个哥哥陈嘉明、陈嘉曜同在内蒙突泉一处插队。二哥嘉曜当时在其弟眼中已经是个对哲学问题颇有研究的饱学之士,“我走到嘉曜那边,拿起他的书翻一翻,果然一个字都读不懂”。
尽管那时,已经有了相当了得的文学阅读量,陈嘉映仍然说他那时就像愚鲁未化的初民,感觉到自己的眼界始终囿于个人感受的狭小范围,在哥哥面前甚至还有点自卑,嘉曜那时自然而然成为了陈嘉映的哲学启蒙导师。
“士志于道,恶衣恶食没什么感觉。初到农村的那几年里,生活很艰苦,连续多少天,没有一点儿油水蔬菜,就用辣椒粉干烤大葱下饭。”白天干农活时,在地头读书,晚上昏暗的油灯亦成为陈氏兄弟挑灯夜战的伙伴。
“我和嘉曜把‘生命的理由奠立在铁一般的学习之上’,”在他们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了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在农忙“歇气儿”的时候捧读大部头的著作,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在艰苦的环境下,享受着思辨的快乐。
1970年,陈嘉映开始读黑格尔的《小逻辑》,第一遍就整整读了一个月,以后几年又读过两三遍。紧接着是《哲学史》。此后,凡能到手的哲学书他无所不读: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
“我愿提到歌德的《浮士德》,这部诗剧是古典全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多方面结晶了西方文明,充满了开明精神,却不像很多启蒙时期作品那样武断,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燕园,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林间漫步,羲皇上人,陈嘉映坦言在农村没有生活压力,回到北京则是另一个天地。“我们兄弟三个回北京以后,一家七个大成年人,要把我家三间屋子挤爆了。走廊顶端临时隔开的五六平方米就是我的书房兼卧室。”嘉曜被远远分配到工厂当下料工,陈嘉映也受不了二十五岁重新成为依赖父母的待业青年,于是他打算到一家印刷厂去当排字工。就在这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
为高考做了认真的准备,陈嘉映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他心里琢磨着会德语的人少,竞争压力应该不大。结果事实完全与想象相左。考生中有一群来自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小小年纪就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
“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我算大龄。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德语:你们好)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决定命运的面试场景始终在陈嘉映的脑海里,“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
”所幸考官最后还是决定让他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他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就这样,陈嘉映“混”入了北大。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研究生每月三十几元的补贴,够自己糊口,陈嘉映就仗着在内蒙打下的西哲功底报考了哲学系。面试时未能答上“矛盾”等问题,几乎让他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运命惟所遇,因为德语成绩好,素未谋面的熊伟教授竭力主张留下他。
“入学未久,书记找我谈话。外哲所有几位老先生,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现在垂垂老矣,学问就要失传,他们学到的哲学,什么存在主义,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这些哲学我们还是应当了解的,失传了很可惜,为此,所里决定把你转到熊伟名下,跟他学存在主义。
”入熊伟先生门下,本非本意,却也不在意。当时,熊先生已近耳顺之年,早超出了学问大小、论理精粗之辨,但他始终鼓励青年勤学。
“先生让我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凭这句话,我开始攻读起这位晦涩透顶的哲人。”二十年后,在导师指导下所做摘要的基础上,陈嘉映写成了如今一版再版的《存在与时间读本》。
回忆北大燕园的日子,陈嘉映满是感慨:“在读研究生之前,我的兴趣是分散的,哲学、文学、科学、历史、社会、政治,那时候再不会想到,今后二十几年,哲学将成为几乎唯一的学业。”
丽娃河畔,传道授业解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欧美游学和工作的经历让陈嘉映眼界大开,不过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把回国作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美国,教授哲学、解答学生问题只是一种任务和职责。但在国内就不同了,当你发现一个哲学好苗子的时候,你从内心觉得欣喜,为师者变成了一种生活。”在风景宜人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陈嘉映继续他的西方哲学研究,传道授业解惑。
柏拉图主张三十岁以后研读哲学,陈嘉映从自己的经验教训深表赞成。“二十郎当岁花了那么多时间读大部头的哲学,是我学习生涯的一个大错。”时代使然,和陈嘉映同龄学哲学的人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读哲学的,往后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
这些著作都是用中文读的,用汉语语词来理解、思考西方概念,这从根本上就走了大弯路,几乎无法避免望文生义。“青少年从学,应以实学为主,读一点儿哲学,更多当作精神陶养,大可不必深究义理。
我一贯主张取消本科哲学。”不过,事情总有两面,“年轻时读书,读懂没读懂,很多内容是记下了,现在课堂上时不时引用黑格尔、康德,一大半是那时记下的。眼下有人在争论学童该不该读经,我的经验支持读经派,那些在几千年文明史中证实了的经典,管它懂不懂,先记在脑子里再说。”
除了关注自己的学术工作,陈嘉映也没有完全放弃原本广泛的兴趣。与人合译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关注环保事业。“戈尔的书写得很专业,所以才会引起我的兴趣。”说到这里,陈教授变得十分自在,因为接下来他一个人享用的晚饭将是红酒加方便面。
人物档案
陈嘉映
1952年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78年5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0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博士学位,其后赴欧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后调往华东师大哲学系。
主要译著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哲学、科学、常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