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薛兆丰是垃圾】经济学博士薛兆丰简历

现在薛兆丰火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论和春运时候火车票价相联系的,经济学博士薛兆丰在博客中的语调被认为很垃圾，薛兆丰,经济学者,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曾在梅森大学讲授“法与经济学”课程,现正从事“公共选择”与“法与经济学”领域研究。

兆丰在过去十年发表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其基础扎实,言辞洗练,思想一贯,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兆丰1997年建立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2000年被《新周刊》评为顶尖人物,2002年出版文集《经济学的争议》,2006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十大青年领袖。

薛兆丰对春运一票难求的困局 薛兆丰提出，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很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 

穷人怎么办?真关心穷人,就应该行善。不妨像盖茨那样,先通过自己的专长赚钱,然后购买提价后的火车票送给穷人。或者,尊重穷人的意愿,把钱送给穷人,让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再不然,就努力说服纳税人,让他们额外缴纳春运税,专门用于政府资助穷人买火车票回家过年。这些办法都符合自愿原则和人道精神,都能避免举国排队的浪费。此论调一出,即遭到网上一片斥责!

无知无畏的薛兆丰的确很垃圾:十年前我开始撰文解释,要解决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唯一办法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十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整个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个对经济、传媒、舆论、政策等领域有兴趣的朋友深思。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很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均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症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系统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当然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不少人迁怒于铁路部门的垄断特性。我赞成铁路部门通过民营化来提高效率。然而,铁路部门是否民营化,与解决春运综合症的对策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等到铁路民营化了,才去解决春运困难。另一方面,铁路部门民营化后,春运票价是降是升,并不容易推测。

目前政府是迫于压力,承担了春运的义务,才压低了火车票价。民营化后,铁路会不会意识到廉价客运根本不如货运赚钱,从而进一步减少客运容量,大幅提高客运服务档次,以致把客运变成豪华旅游呢?至少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既造福了其他人,又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

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