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刘国恩:破解“看病难”需夯实基层医疗资源
为了一个医院专家号通宵排队的场景在我国并不少见。看病难的现象一直是患者就医的一大痛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追求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无可厚非,但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患者的就诊体验。
在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看来,我国医疗资源配置长期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资源配置与公众的需求分布失衡,由此造成的看病难与制度安排有关。
近年来,各级部门按下医改快进键,多地也开始探索分级诊疗、医生自由执业甚至是区域资源协同共享等新模式。那么,应该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上述新方案还面临哪些挑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此专访了刘国恩。
医疗资源配置颠倒
NBD: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是否说明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原因有哪些?
刘国恩:一方面是医疗资源配置地域上失衡,另一方面也有医院间的失衡,大量资源集中在三甲大医院,我认为这种失衡源于计划经济时代集中配置资源。我国一直以医院为中心来配置医疗资源,而且这种配置受制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规划,级别高的大医院获得资源也更多。
这样的历史沿革导致医疗服务形成了一种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配置体系与公众的医疗需求分布正好相反。公众的医疗需求多集中在普通门诊,但我国基层医疗资源反而不足。
NBD:这种配置体系是否加剧了看病难?
刘国恩:我认为是这样。我国长期存在"三级医院水泄不通、基层医疗门可罗雀"的看病难问题。公众对优质医疗的需求增加,优质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城市和少数医院,自然就造成看病拥堵。
2014年,我国的千人床位数已经达到了4.5张,农村和城市总体千人医生数为2人,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差不多。但为什么公众感觉看病拥堵?这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拥堵。优质资源集中少部分医院,这些医院什么病都医。去年我国大医院提供了全国40%的普通门诊,而这些普通门诊本来在基层医院就能解决。这种低效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NBD:破除资源配置失衡,解决看病拥堵有哪些途径?
刘国恩:现在医改的方向就是要彻底扭转原来颠倒的资源配置方式,夯实基层医疗资源,形成与公众需求相对应的正金字塔结构。
我认为可以将固定在医院的200多万医生流动起来,让他们多点执业甚至是自由执业。医生可以和其他社会资源结合起来,为公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特别是需要形成大量小规模的、全科服务的诊所。
监管部门也应降低医生流动和自由执业的交易成本,帮助重构社会诊所平台。我国正在推动分级诊疗,将病人从大医院向基层医院分流,让小病患者或者康复疗养的患者到基层医院。
需破除既得利益
NBD:推动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等可能面临哪些困难?
刘国恩:对沿袭多年的医疗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改革,特别是一些三甲大医院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改革肯定会面临各种阻力。例如,一些大医院不愿主动放弃门诊收入。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出面推动,破除既得利益,比如逐步减少大医院提供门诊服务到最终取消,上海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医生自由流动的问题,这受到事业单位编制问题的困绕。现在北京已经开始试行取消编制,采用全员聘用制。公众已经形成的就诊习惯在短期内也难改变。我认为应该提供卫生知识普及,告诉公众80%的疾病都是普通常见病,一般在社区诊所或小医院也能治好。
NBD:京津冀等区域提出资源疏解,您如何看待这种跨区域流动?
刘国恩:我也注意到北京计划向周边疏解医疗资源,河北也提出将探索建立京津冀双向转诊机制。医疗资源跨区域的横向流动衔接是必要的,特别是大医院向医疗资源不发达地区提供帮助支持。
但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矛盾还是资源的纵向流动问题。区域的不平衡主要依靠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倾斜来解决。当然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对河北的辐射作用,对提升河北的医疗水平也有好处。
NBD:在合理布局医疗资源方面,监管部门和社会该如何做?
刘国恩:在我看来,政府办医旨在兜底,弥补市场部分遗留的空缺,这个空缺往往是基层、基本、贫穷、边远的服务地带。高端、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可由社会力量提供,越低端、越基层、越公共性的医疗服务,甚至赔本服务应由政府提供。
现在各级政府也在鼓励社会办医,我认为医疗健康产业是未来的朝阳产业,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同时,现在医改牵动的利益面大,对被分流医院是否应该补贴,对基层医院如何扶持等问题需要有整体性的长远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