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文父母皆祸害 徐凯文:父母真的“皆祸害”吗?
我关注心理学者李雪的新浪博客由来已久,我发现她对问题的剖析相当深入,语言也很犀利。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不隶属于任何政府与教育单位,因此,言论相对比较自由,
而徐凯文任职于北京大学,言论方面很多要注意符合政治与大学组织的需要。
看李雪的文章,更能了解当今中国当下家庭亲子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根本的解决这些问题。李雪与武志红都明白要解决中国的原生家庭心理创伤,那么必须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突出个体,以个人的发展为中心。
徐凯文教授的观点,也有一些可取。
【关键语句】 心理学,包括临床与咨询心理学,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学科。而人心、人性,远比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要复杂。从一百多年前的弗洛伊德到现在的积极心理学,应该说都还是在盲人摸象的阶段。
人,生而有繁殖下一代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生而就有做好父母这个最美妙也最困难的工作的能力,生而就具有教养孩子的能力。我看到很多个案,他们的父母的心理年龄都比自己孩子小,自己还没有长大成熟,还停留在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里。
徐凯文:父母真的“皆祸害”吗?
作者:徐凯文,北京大学副教授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2008年,豆瓣社区上出现了一个讨论小组,名曰父母皆祸害(Anti-Parents),在这个讨论小组里,可以看到很多作者亲身经历的父母对自己的伤害,很多伤害真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算起来,这个话题也已经快10年了。
作为一个专注于心理创伤治疗和自杀危机干预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师,再加上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研究反社会人格障碍,访谈过上百位历经创伤的暴力罪犯,基于20年的临床经验,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讨论小组中谈到的很多个案经历是非常真实的,可能我帮助和研究过的个案经历甚至更加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问题是,为何有这样的父母?
今天偶尔看到网友转发的一个微博,提到了这样的观点:
@李雪爱与自由
有的父母总是逮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反复攻击羞辱孩子,闹得好像天大的事儿一样,因为这样逼疯孩子,把内心的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会感受到放松舒爽,跟吸毒成瘾差不多。当孩子被洗脑附体一样开始实施自残自杀行为时,是妈妈到达巅峰快感的时刻,看着孩子掌殴自己、刀割自己,会控制不住嘴角上扬,会心一笑
认识博主李雪女士在很久之前,应该是一次心理咨询的会议或培训上经过朋友的介绍,一起吃过一次饭。此后也一直关注@李雪爱与自由的微博,其中很多观点,实在觉得夹杂着太多个人经历的议题,对读者误导太多。
这次像一位网友说的那样,我忍不住付诸行动评论了。因为李雪女士和很多网友希望知道我的“观察、思考和推理(抱歉,没有推理,我觉得人心不能靠推理)”,所以在正月里,在桂林度假的酒店里,写了下面的小文。
首先,以我对李雪女士的了解,她是一个冰雪聪明且很有才华的女生,我丝毫不怀疑她的善良、真诚和勇气。能够站出来向大众坦陈自己的创伤和痛苦,并期望能帮助到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人,可谓真、有力量、善(愿)莫大焉。
其次,心理学,包括临床与咨询心理学,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学科。而人心、人性,远比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要复杂。从一百多年前的弗洛伊德到现在的积极心理学,应该说都还是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每一个心理学派或心理学工作者多半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提出对人的看法、观点和理论。我在下文提到的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理论学习,一定也不是全面的,否则就“一统江湖”了。
那么我为何要反对李雪女士的观点呢?因为善愿并不等于善行。有太多严重心理障碍的个案正是因为放不下对父母的怨恨,无法开始自己的人生,有的终生生活在怨恨和愤怒的囚笼里,甚至通过自杀、自残来报复父母。夸大和鼓励这个怨恨,根据我的“观察、经验、思考和理论”,大约只能更深地伤害自己甚至导致自杀的恶果。
我的“观察、经验、思考和理论”是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来访者是最好的老师,他们用对咨询师的最大的信任,坦陈自己的累累伤痕,告诉我们他们的创伤和苦痛。
我曾经有一位来访者A君,她经历过原生家庭严重的性创伤和被抛弃问题。我们第一次咨询,她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我不信任你,我不信任任何人。在第一次咨询结束后,她给我反馈说她觉得我一直在嘲笑她。
我知道在我的咨询过程中,我常常是微笑着和来访者交流,如果不是谈到非常痛苦的事情的话,我绝大多数来访者也会反馈说这样令他们感到安全和被接纳。这是第一位把我的微笑解读为嘲笑的来访者。
而A君是一个非常善良,温和,聪慧,也有些胆怯的女孩。我审视自己的情感,她引发了我对她的怜惜和想要帮助她的强烈愿望,并没有丝毫的嘲笑。A君的被嘲弄和伤害经历使得她把善意的表情解读为了威胁。这个个案后来进行了三年多的咨询,才渐渐摆脱了自杀自残的倾向,开始建立起和他人、异性的信任和亲密关系,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我的另一位来访者B君,一直否认自己的问题和原生家庭有关。经过半年的咨询,她终于准备好面对自己的创伤。但很快她决定要结束咨询,因为她发现我在咨询中大约有几秒钟的困意,那一刻她感到不被重视和需要。虽然那一刻客观上咨询师的忽视只有几秒钟,但B君此前二十多年被父母忽视所累积的恐惧和愤怒都在那刻迸发。
大约四年前,一位同行紧急找我会诊,因为她发现有一个学生C君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表现。我去和那个学生进行了交流,她经历了严重的家庭问题,且最近半年有多次尝试自杀经历,但她在讲述自己的这些痛苦经历的时候,一直是笑着说的。
因此我的同行认为这是精神分裂的情感倒错表现。我询问该同学,你有注意到你在讲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经历的时候一直在微笑吗?C君回答说,“我知道啊。”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她回答道,“因为笑着说我才能好受一些,否则我早就崩溃了。”微笑是因为痛苦?是的。
所以说,你看到的,受你的经历影响,可能有误读。
我一直在做自杀者的危机干预工作。在青少年自杀中,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我听完来访者绝望的倾诉后,发现他们并不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想要通过自杀来“杀死自己父母的孩子”,来报复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来逼迫或者唤醒父母知道养育自己的方式何其荒谬。
问题是,这需要用生命的代价来诉说和推动改变吗?当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使得自杀倾向者豁然开朗,重新开始思考要为谁而活。而父母也常常因此开始放弃自己偏执的“我都是为了孩子好”的观念和以爱的名义伤害的行为,反思自己,发生改变。
我见过很多因为孩子出了问题,抛下一切,连夜驱车千里,或坐红眼航班从外地赶来的父母,见到孩子那一刻,他们痛哭流涕;我见过有很多父母爱孩子的方式是控制他们的一切,直到令孩子窒息和绝望到以死抗争,殊不知强烈控制的需要正是他们对失去控制的恐惧所致;我也见过面对孩子生死依然冷漠,似乎不以为然的父母,当我和这样的父母讨论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是我父母就从不关心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说我不知道当他(她)痛苦的时候我能做什么,我做什么似乎都是错的,当他(她)向我哭喊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都快崩溃了(或者已经崩溃了),所以我只能逃避;我更见过孩子已经走了,父母面对遗体时的绝望,像被抽掉了灵魂,眼神中只有茫然,悔恨,绝望和心死如灰的哀痛。
人,生而有繁殖下一代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生而就有做好父母这个最美妙也最困难的工作的能力,生而就具有教养孩子的能力。我看到很多个案,他们的父母的心理年龄都比自己孩子小,自己还没有长大成熟,还停留在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里。
我们都想要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爱和亲密关系的本能,在上个世纪就被精神分析特别是依恋理论以及哈洛的恒河猴研究所证实。但因为从家族中代际传承的问题关系模式和创伤,我们往往从自己父母那里学来的是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伤害,忽视和抛弃。
然后再把这种模式认同下来,继续在自己的家庭中,在和自己孩子的关系中重演悲剧。这种复制真是简单到——”除了伤害孩子,我不会别的方式,即便知道这样不好,甚至因为自己曾经被伤害而痛恨这种方式,但不知不觉中自己也由受害者成为最痛恨的加害者,而伤害的对象正是自己最爱的孩子。”
大约十多年前,我的来访者D君因为和父母亲关系恶劣,甚至入廪法院,要求通过法院判决解除和他父母亲的亲子关系。我听他的故事,他父母亲很多行为如金钱上的吝啬和对家庭的不负责任确实令人发指。
但是在提出要解除亲子关系后,他却突然陷入了无尽的恐慌、自我否定和抑郁,出现了严重的自杀倾向。这样的案例非常典型——当孩子全然否定父母之后,自己很快陷入严重的抑郁甚至自杀倾向。
北大心理系的朱滢教授曾经做过一个脑成像的研究(朱滢,2001,2004),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同样激活了内侧前额叶脑区,而西方人自我参照激活的脑区和母亲是不一样的。
台湾大学华人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也发现华人与其生活环境的互动方式主要是社会取向为主,而西方人与其生活环境的互动方式主要是个人取向。华人自我就包括了一个主体自我和三个客体自我:即个人取向、关系取向、家族取向、他人取向,和西方的研究非常不同(杨国枢,1993,2004)。
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都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自我和西方不同,包含着父母、家族甚至社会的因素。从临床上来讲,简单地否定父母,把自己的问题都归因到父母身上,实际上也会因此否定自己,切断自己的亲密关系。
因此对西方的理论一知半解后无条件照搬,是会犯错误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更何况西方理论也只是强调早期经历对人的影响,并未断言早期经验的决定性的和不可改变的影响。
当D君在咨询中充分宣泄了对自己父母的愤怒后,他渐渐平静下来,体验到自己走出法院时决心要切断血缘后一时的快意很快散去,内心中孤立无依和绝望顿时弥漫全身心。而经过讨论发现,其父母竟是如此笨拙地用伤害来与孩子相连接时,连爱都只会用鄙夷和训斥的方式来表达时,他开始从自己身上寻找解决的力量,渐渐从抑郁中走出来。
心理学的科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包括亲子关系对人的重要影响,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处理人生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等等。但是,作为心理学的科普者,前提是把基于科学研究的知识和经验告诉普罗大众,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分清个人经历、经验和科学认识。
心理咨询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咨询师,一个必要经历的训练就是先通过自我体验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创伤和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以避免将自己的问题带进来访者的咨询中,对来访者造成误导。
这实际上也是重要的咨询伦理议题——职业责任。心理师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应基于科学的研究和发现,在专业界限和个人能力范围之内,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工作。心理师应不断更新并发展专业知识,积极参与自我保健的活动,促进个人在生理上、社会适应上和心理上的健康,以更好地满足专业责任的需要(中国心理学会,2007)。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伤痕,大约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爱恨交加。有时候,恨之越深,是因为爱之越切而不得;爱之不得,不是因为不想给与,而是不知如何给与,或者以为已经给与而给予的实际是伤害。为何不会给予或者给错?是因为自己从未得到过正常的爱。
而我们的成长和进步就是要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把父母错误的行为和他们本人分开,把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和爱分开,继续勇敢地不断学习如何爱,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好的恋人,丈夫或妻子乃至父母。这样的成长往往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历程,才能打破这样的循环和宿命,终结创伤的代际传承,很多时候也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而专业心理咨询师也需要认识到心理创伤和家庭亲子关系的处理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可以说,没有比打开一个创伤更容易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可以,我们所学习的知识和理论更是打开创伤的利器。
切记,打破来访者对自己创伤的防御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高明,更不是为了炫耀手术刀的锋利,而是为了帮助愈合伤痛。另一方面,也没有比愈合一个创伤更难的——它需要学习新的体验和行为模式,需要莫大的耐心、勇气、力量和爱,需要自己不断内省,成长独立到能建立更健康的关系。创伤治疗有句话:走得慢,到得早。但为了自己和孩子的一生幸福是值得的。
领导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英雄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经在罗德岛上被关押了27年,受尽折磨。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他恭敬地向三个曾关押他的看守致敬,令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至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曾经有一位来访者告诉我,她在N城见到北大心理系的一个女生,她们聊起我。那位女生评论说,我童年过得不幸福,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算是自我治愈的典范。这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褒奖。
我如果没有经历过原生家庭无尽的争吵、体罚和再优秀和努力也得不到父母肯定的伤害,大约也不会去学习心理学。而学习心理学,帮助和了解自己,明白父母这代人所经历的生死创伤,因而能走出自卑,能有勇气和力量去追求爱情,学会珍惜和保有亲密关系,进而获得生命最可贵的馈赠——美满的婚姻和珍爱的孩子,体验到为人父母的无以名状的幸福,进而还能去用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帮助到他人,这不也是对自己创伤的修复和疗愈吗?真是不亦乐乎!
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让我见过最疯狂的人,我在监狱研究的经历让我见过最恶的人,我在咨询中心的经历让我见过最深的创伤,而心理学给我最美好的是对人、人性的理解和洞察,无论是善、恶还是病。理解后有包容,包容然后有力量。
和解和孝顺不代表肯定父母造成的伤害是正确的,和解和孝顺是因为我们已经成长到有力量去面对创伤,有力量去拥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有力量比曾经爱且伤害自己的父母更好地去表达爱。
若停留在对至亲的怨恨中,怨恨便是你终生的囚笼;要得到真正的心灵自由,唯有自己解放自己。
与李雪女士和读者诸君共勉。
主要参考文献:
杨国枢.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 社会互动的观点. 杨国枢、余安邦( 主编) :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理念及方法篇. 北京:桂冠图书公司, 1993杨国枢. 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4, 22: 11-80中国心理学会(2007)《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工作伦理守则》
朱滢, 张力. 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 C 辑) , 2001,31: 537- 543
作者:徐凯文,北京大学副教授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来源:小崔不抑郁
小崔不抑郁是专注于心理健康的泛心理学自媒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