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林彪、彭德怀与反教条主义冤案
人们一般认为,林彪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才正式出山,大显身手,协助毛泽东整垮了彭德怀,一跃登上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宝座的。
其实不然,林彪在1958年便登上政治舞台,跟随毛主席频频亮相,提出建议,发表讲话,显示了蛰居9年的天才军事家跃跃欲试的政治能量。
人们一般认为,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由主持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手发动的。细读历史才知道,林彪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彭德怀,甚或在彭之上。
一位史学家说过,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长期休养是非常可怕的事。他的称病或休养,往往是窥测方向,伺机而动,伺机入股,是大动作的开始,是大阴谋的前奏,野心往往会随着多年的压抑而更加膨胀。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都是在长期闭门休养中养足了精神,窥伺好了时机,脱颖而出的。
1955年4月,林彪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声响;
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上,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无动静;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毛泽东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林彪开始激动兴奋了!
林彪的秘书吴欣伟在《我为林彪当秘书》一文中,专门描述了林彪的激动兴奋之情:
这年,中央决定在5月开两个重要会议,一是八届五中全会,二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前,中央领导人要接见全体与会人员……
林彪显得很高兴,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有时还在穿衣镜前停下来,用手抚摸几下秃头和两边稀疏的头发。第二天,还让内勤拿出元帅服对着镜子试穿一下,叶群在旁边忙个不停。
接见场面很隆重。第二天,北京报纸都刊登了多幅照片,其中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会议代表的合影,有林彪坐在毛泽东身边和毛泽东交谈的特写镜头,还有林彪陪同毛泽东等领导接见代表的场面。照片上,林彪显得年轻健康,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接见回来,林彪带着喜悦,精神抖擞,毫无倦意。
人一高兴,就会来事。而让林彪初露锋芒、一鸣惊人的机会,就是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这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掀起狂风恶浪、让一批高级军事将领落难的会议。
50年代中期,东欧出现波兰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开始注意军队问题。他后来说,1954年把军委交给彭德怀主持,4年不管军队了,现在要重新过问军队的事。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议题,并非反对教条主义,而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确定研究建军原则、建军方针和战略方针的问题。当时各部门根据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用地方的大跃进来鞭策军队,说是军队落后了,应当尽快赶上来,所以毛泽东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召开。一直开到6月9日,会议的内容并没有集中到反教条主义上来。
此时,刚刚登上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林彪,从成都回到北京,听说训练总监部四级会议对学习苏军和反教条主义问题有争论,就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一建议。并对会议作了指示。
林彪为何向毛泽东建议批判教条主义?因为以他多年养成的政治敏感,号准了毛泽东的脉搏。他知道毛泽东最痛恨教条主义,在红军时期受尽了教条主义的排斥,在延安整风时抓住王明的教条主义反复狠揭痛批,终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此时建议批判教条主义,一定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从而加大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6月9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条主义的一个讲话:“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
大国有大国的意识,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毛泽东这个指示的传达,对扭转会议的重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而林彪在这中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假如没有林彪的建议,军委扩大会议就可能开成另外的样子,历史就要改写,彭德怀就不可能陷入错误的泥潭。
关于这个问题,林彪在一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是很含糊的(即反教条主义不力),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
我刚回京时,某某某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
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某供给的,这才有了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的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初掌军权的林彪,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讲此一番话,目的是为了贬低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功劳”不应当记到彭德怀身上,而应当记到毛主席和我林彪的头上。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是被动的,是不明确的,不积极的。
当然这次会议主题的改变,也与毛泽东和中央对当时某些国际形势的估计有一定关系。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1957年,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被解职。这三件事在我国党内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教条主义,我们有必要从中吸取教训。所以,林彪一提起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马上予以支持。
6月9日以后,会议转入以批教条主义为重点,全军1000多位高级将领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议。林彪在会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他顺着毛泽东这时大力提倡“破除迷信”“破除奴隶主义”的思想脉络,高调批判道:“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
”“不要一提起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说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虚构的,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不过是用这种说法来赢得毛泽东的共鸣和好感,同时以此攻击当时所谓教条主义严重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打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两位元帅。林彪深知,毛泽东在历史上曾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打击,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他在这方面下功夫,正是刺到了毛泽东的敏感处。
果然,毛泽东在6月下旬听取汇报、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严肃批评道:“现在学校奇怪的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末尾,毛泽东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批评。当有人反映,说萧克抵制反教条主义斗争,拒不检讨,毛泽东就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但同时,毛泽东又做了既肯定又批评的讲话。他说,8年来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黄克诚)。开会的目的,针对军委及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你们要放火烧,出大字报、小字报,要揭穿。
胜利以后办了许多军事院校,军委布置了全军的训练,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请了许多苏联顾问,教条主义自然有了。到底教条主义有没有?我看有点,分量问题可以研究……
毛泽东这些有关教条主义的讲话,居然在军队中掀起一阵狂风恶浪,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受到严厉批判,刘伯承元帅不得不带病在大会上作检讨;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大会说“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萧克向彭德怀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被说成是“向彭老总发起进攻”“挑刺挑到国防部!
”萧克主持编写的共同条令,被有人批成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反动纲领”。
在批判“共同条令”时,出现令人痛心的一幕: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申辩说,这个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轰带批,斥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揪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劳动改造,在文革中竟被判处死刑。
所有这些错误行为及其后果,主持军委工作、主持扩大会议的彭德怀,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早在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就就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做调查。因为一些院校的学员不断来信投诉,说学院的课业负担太重;“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有些学员的身心受到摧残。
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断反映,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倾向,一位总政治部副主任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还有人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彭德怀不得不下来调查。
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在过去几年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学院中有很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之必要,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这个否定太多的报告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和支持这个报告的黄克诚进行争辩,无果。
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下,1958年6月20日,有1000多将领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萧克等人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紧接着毛泽东发表讲话,点了刘伯承、萧克的名。于是会议升温,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均、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人的名,这些人都受到了一定的处分。而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十几个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都遭到了更为严厉的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罚。
综合分析,这场反教条主义斗争制造的一批冤案,是当时阶级斗争和不正常政治气候催生的结果;是下面有强烈反映、上面有定调的最高指示、中间有林彪的建议和一些高级将领的定论、加上职责所在的彭德怀的主持,共同形成的结果。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当然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但是他好像不是唯一的“主凶”,他上面还有林彪和毛泽东。
因此我以为,1958年反教条主义冤案的责任,主要应由毛泽东、彭德怀、林彪三人共同承担,那种把彭德怀当作这一冤案唯一主凶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反教条主义斗争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上将萧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启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结束后,彭启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是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