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复合型人才的楷模——追忆恩师于光远先生
于光远先生走了。这位“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何祚庥语),养成了“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其一生著述多达数千万言。他的去世,于学界,永远少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于本刊,则痛失一位不可多得的作者。
于老生前曾多次接受本刊的约稿,他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中,既有宏篇大论,如《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等,又有短小精悍的学术随笔,如《笑话的力量》等,还有颇有新意的《我正在研究“生长老病死”问题》等。从他的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管窥其研究领域之广阔,其学术见解之深刻,其治学精神之严谨。
前不久,我的恩师于光远先生走完了98年人生之路。作为他的第一届哲学研究生,我撰此拙作,不只寄托思念,还借此呼吁社会,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当今世界,正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如何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是实现中国梦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的现实课题。在我的心目中,于光远先生可谓复合型人才的楷模。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于光远先生被学界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主要是基于他“学识渊博,学贯‘两科’”(龚育之语)。他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生态学、辞书学及休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他一生笔耕不已,留下三千多万字的近百部著述。其实,他不只是个学者,还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于光远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同班。他对物理学研究很有天赋与功底,其导师周培源于1936年赴美,曾带有几篇学术论文,请爱因斯坦过目指正。其中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就为于光远所著。
若那时他去美国,肯定后来也能成一位大物理学家。但当时日本已入侵华北,为了救亡图存,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一·二九”运动,又加入中共,转赴延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关注政治经济学与自然辩证法,他将恩格斯德文版《自然辩证法》翻译成了中文。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成为广泛使用的教科书。
我作于光远先生的研究生时曾听他讲过:有次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访华,他约钱三强陪坂田昌一在颐和园游湖。他对日本友人说,当年大学毕业时,他同钱三强约定,一个出国深造物理学,回来搞建设;一个去延安参加革命,创建新中国。如今果然异途同归,一起建设祖国。这令日本科学家无比敬重,钦佩不已。我想,这也许就是当年中国青年的理想与担当。
“文革”中,于光远先生虽然受到严重冲击,却从不放弃研究。当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又被吸纳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为政治写作班子负责人之一。“文革”结束后,他直接参与真理大讨论,参与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重要文件的起草。1988年,他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成为当时十大经济名著之一。1992年,他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引领理论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风气之先。
于光远先生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社会活动家。他不断提出新课题、新点子,开拓新领域、新行业,倡导成立各种学术团体。记得多年前,他因患上癌症住院,我去看望他时,感觉他的病房简直就是个“社会沙龙”,每天各式人物来访不断。他仍思如泉涌,各种点子、主意、观点,信手拈来。其思绪之活跃,兴趣之盎然,哪像个重病的老人?!可能正是由于他身上的这种力量,使他战胜了癌症。
于光远先生自称是个“杂家”。实际上他是个全方位的大杂家,也即当今所倡导的复合型人才。我从他身上总结出五个“贯通”:一贯通文理。中国大学文理分科森严,甚至从高中就开始。其实真理、知识、智慧是不分文理的。我在北大读了六年制生物系,毕业后又转到哲学系读他的哲学研究生三年,才渐渐消除文理的界限。
惟有如此,才能使知识融会贯通。二贯通东西。人类有史以来几千年中形成的东西方两大文化,各有其优缺点。我们惟有贯通东西两种文化,知此知彼,才能融合再创新。
三贯通古今。当今世界,是人类近几千年文明史的延续与发展。不懂昨天,岂知今日。我们惟有通今博古,古为今用,才能由古到今,弄清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把握未来。四贯通知行。
有些学者常脱离实际,知多行少,不接触群众,不参与实践。有些实干家,不爱学习理论,单凭自我经验,实践中充满盲目性。惟有贯通知行,将理论联系实践,实践依仗理论指导,才能发挥聪明才智。五贯通天人。人是从大自然中走来的,也将再度回归大自然中去。惟有贯通天人,才能正视生死,泰然处之。可以说,于光远先生就是这五个“贯通”的成功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