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唐绍仪 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

在袁世凯认为,唐绍仪“自朝鲜同患难,以至北洋为堂属,北京为同僚,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身”(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66页。),现在唐任总理,不过为自己的幕僚长而已,期待唐仍象过去一样忠于自己,唯命是从。

约法、内阁不过是堂而皇之名词而已。他要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要采取各种手法,分化瓦解和打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确立北洋势力在全国的统治。正如时人所说:“袁始终不能化除畛域,高掌远蹠,转以‘北洋’二字自限”(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15页。)。

在唐绍仪看来,清朝推翻,民国成立,自己可以一展才华,致力于民国的治理,所以他“欲以庚子前后所以助袁者继续辅袁,以致力于国,为大局图久安之策,故最大宗旨,即图孙袁之合作”(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15页。

)。他认为“今日国家大事,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此时国民党还未成立,应为同盟会——引者)合作不可”。他确信自己和袁有近三十年的友谊,和革命领袖孙中山是同乡,且自己又加入了同盟会,是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的。

因此,他“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之冲突”(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122页。)。

袁、唐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法治还是人治,共和还是专制。《临时约法》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形式是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就是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虽有极大的权利,任免文武官吏、发布法律、命令等,但须有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

唐“事事咸恪遵约法”(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2页。),对袁大加限制。对总统府的决定,他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他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

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注:唐在礼《辛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68页。)。唐绍仪的言行使袁大为愤怒,使对这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失去了最后的信任,竟怀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

”(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页。)因此语带讥讽地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注:费敬仲《段祺瑞》,世界书局1920年版,第25页。)。

唐绍仪的政治态度也引起了北洋系人物的强烈不满,他们又进一步影响了袁世凯,“而北洋官吏之在袁左右者复日媒蘖之,袁不能平。”(注: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台)文海出版社版,第121页。)袁感到自己不仅控制不住唐绍仪,反而被唐所制,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决心搞垮唐内阁。

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不出席国务会议,常常不经过唐而直接插手部务,将唐架空,使唐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继而又通过借款案,从列强和反对党两方面向唐施加压力,把唐搞得焦头烂额。

为赶走唐,袁世凯又进而蓄谋制造了一个王芝祥督直事件。唐绍仪南下组阁时,曾和同盟会达成了由直隶籍的驻南京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口头协议,这是同盟会试图以王抑袁的又一策略。

唐绍仪就此曾征求袁的意见,亦得袁的同意。唐绍仪遂通知顺直议会,顺直议会作出了推举王督直的正式决议。但袁世凯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发迹之地让一个接近同盟会的军人插足。所以当王进京,顺直议会请求袁正式任命时,受袁指使的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王,袁遂以军队反对为由拒绝委任,发布改派王为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要唐副署。

唐绍仪力持原议,与袁竭力相争,“唐以承诺在先不肯失信,坚持不肯副署”(注:《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而袁世凯竟然以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发表,并交王前往南京赴任。王芝祥也不争气,竟带着袁给的一批经费,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到南京上任去了。副署制度是约法规定的内阁特权,也是责任内阁的主要标志,副署制度的破坏,关乎民国法制,关乎内阁的职权和信誉。

唐绍仪气愤难平,于6月15日不辞而别,出走天津。唐出走后,袁世凯还假惺惺地先后派梁士诒、段祺瑞等到天津挽留,劝唐回任。

唐绍仪对袁完全失去了信任,誓不回京。他说:“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注:《民权报》1912年6月22日。)。6月27日,袁批准唐的辞呈。唐绍仪终因遵守约法,坚持法制,断绝了与袁三十年的关系。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先后任命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些人,事事听命于袁世凯,内阁成为袁的工具。一年后,通过赣宁之役,袁战胜了国民党人,他从此随心所欲,不把任何力量放在眼里,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继而又抛弃约法,确立起袁氏独裁专制的北洋军阀统治。1915年底进而又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激起天怒人怨,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

唐绍仪坚持民主共和制度,毫不动摇。他离开政坛后长期住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但时刻关心中国的政治前途,自然参加了反袁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的斗争,为世人所称道。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曾电袁解职,以免南北纷争(注:李希泌、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38页。

)。1915年8月,当筹安会正为袁称帝鸣锣开道之时,唐绍仪则联合蔡元培等发电向袁提出严重警告,“立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当电报抵达中南海,袁世凯捧读后竟“气呃不语者多时”。

他对唐称自己为慰廷先生大为不满,说别人如此称谓,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如何可堪”(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3页。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护国运动的强大力量威逼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恬不知耻,仍以大总统自居。对袁了解甚深的唐绍仪立即发电,劝袁退位,以谢国人。在这封电报里,他对袁的违法行径作了痛快淋漓地抨击,对其恶劣政治本质给以彻底揭露。

他说:“执事数年来,所有不衷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自执之”,“……近阅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

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全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

此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注:李希泌、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第638-639页。)。此电无疑是对袁的沉重打击,为加速袁的灭亡起了有力的推动。

唐绍仪因和袁世凯决裂而退出政界,但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唐总理为保障约法上副署之权,出最后之决心以争之,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贻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国人闻之当如何欣慰”(注:《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少川与袁数十年友谊,竟因维护约法而一旦中断”,真可谓“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注: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辑,第302页。)。袁世凯破坏民主法制,恢复帝制,不得人心,举国唾骂,成为千古罪人。一个青史留名,一个遗臭千古,这就是袁、唐二人的最终不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