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书法 抢秘书呢还是抢女婿:袁世凯为何与唐绍仪争抢年少英才顾维钧?
1911年,正当顾维钧准备博士答辩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公馆突然给他转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邀请他去担任英文秘书。顾维钧看完后又惊又喜,但他考虑几分钟后说,自己正忙于论文答辩,希望能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回国效劳。
对此,大使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青人来说,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电报的口气十分肯定,回国后是肯定录用的。
顾维钧找到自己的导师穆尔,后者得知后十分生气,他把顾维钧教训了一顿,说你攻读博士学位本就是准备回国担任公职,为自己国家服务,如今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进入政府并参加一个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能轻易拒绝呢?他告诫顾维钧说,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决不能轻易放弃了,而且必须要先跟他谈谈。
一周后,使馆再次找到顾维钧,并将总统府的来电转给了他,电文中要求顾维钧不要拒绝,因为这是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亲自举荐的。顾维钧拿着电文去见穆尔教授,穆尔十分高兴,并答应以顾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前四章作为正式论文提交,并为他提前安排答辩。
得知自己的弟子即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也都十分高兴并为顾维钧的答辩大开绿灯,一切从简。两个月后,顾维钧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返回国内。到达北京后,总理唐绍仪派人将他接到六国饭店,并告诉他次日由总理亲自带他去见总统袁世凯。
第二天,唐绍仪带着他进了袁世凯的办公室,唐将顾介绍给袁后,两人开始谈公事,顾则在旁边倾听。唐绍仪起身告辞的时候,说顾“除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做他的秘书”,唐的话惹得袁世凯老大不高兴,他十分激动的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啊!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绍仪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在总统与总理的争执中,顾维钧保持着恭恭敬敬的沉默。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总理秘书,这是唐绍仪八个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位。唐绍仪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有关的一切函件,他的工作相对轻松,但他在八大秘书中的排名却是第四位。
很糟糕的是,唐绍仪不久便因为各种问题而与老上司袁世凯关系闹僵,一气之下他辞去了总理职位,跑到了天津。按惯例,顾维钧与其他七位秘书也随同辞职,顾还亲自追随唐去了天津。不过,这一趟也颇有收获,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与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彼此产生了好感(实际上是唐绍仪看上了这个佳婿而有意介绍),并开始了一段婚姻。
袁世凯并不想失去顾维钧这个人才,他派人给顾传话,让其回总统府任职,而唐绍仪也认为内阁任职与总统府的任职并不冲突,建议他回去复职。顾维钧说,外交次长颜惠庆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唐绍仪说,两个都应承下来,这就像做总理秘书与总统府秘书一样,并无妨碍,而且唐绍仪郑重的告诉顾维钧,外交部是他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由此也指明了顾维钧的事业发展方向。
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能说十分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国语也因为常年驻外而略显蹩脚,不过,他和顾维钧同为上海人,因而将这个小同乡安排为自己的秘书,每次要会见英语国家的使节时,顾维钧都要充当翻译。
除了在外交部任职外,顾维钧还担任了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因而几乎天天都要去总统府,不过,顾并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袁世凯,而只是在袁世凯会见外国使节或者显要人物时,才会安排顾做翻译,其他时间则一般是处理大总统的英文函件和公告。
在与袁世凯多有接触后,顾维钧认为袁是一个极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认识一个外国字。另外,顾维钧还认为,袁世凯虽然是民国大总统,但对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并无认识,这或许是他在种种乱象后求助于帝制的原因之一。
袁世凯当政期间,其碰到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便是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占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这个问题的后患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作为外交与国际法的专家,顾维钧、伍朝枢(外交家伍廷芳之子)、金邦平三人应邀参加了袁世凯主持的内阁会议,由此了解了从提出“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乃至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全过程。
在国力大不如人的情况下做外交,是一件难度极高也极容易受人诟病的事情,陆征祥、伍廷芳、施肇基、顾维钧乃至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便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过,对于顾维钧来说却是个特例,他的升迁也是极快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他在进入外交部一年后便升为参事,1915年7月即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便被提升为驻美国公使,这在当时是不亚于驻英国公使的外交重要职位了。
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时还不到27岁,而且这出自于袁世凯的亲自安排。事实上,顾维钧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不过是为他出任驻美国公使做个铺垫,以免给人少不经事的感觉。但可惜的是,半年后,袁世凯死了。
此后,少年得志的顾维钧便陷入了民国政治的大染缸中,任凭他有一身本领也无从施展,他虽然在后来的各届内阁中虽担任过各种部长甚至亲自组阁,但终究一事无成。以其才能和地位,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成就不成比例,唯独的一个亮点是巴黎和会,虽然中国外交失败了,但顾维钧在和会上的抗争,可圈可点,虽败犹荣。
巴黎和会曾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憧憬和幻想,以至于它给中国人的伤害也同样的深。在和会开幕前,中国外交代表团派出规模堪称豪华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驻欧洲使节),但大会只给中国安排了两个正式席位,这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他手下至少拥有五名出色的外交家: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胡惟德,好在席位可以不限代表,这几名外交家才得以轮换出场。
和会上绕不过去的是“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受邀前去陈述意见,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顾维钧的身上。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在和会主席团“十人会”上发表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声明,这次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顾维钧从国际法、历史、现状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并赢得了各国首脑们的一致称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等人都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并盛赞这次发言是一次“卓越的论述”,这与前一天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外交与国家利益的争取毕竟不是靠精彩的演说所能争取来的,尽管顾维钧的表现出色,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仍旧遭遇惨败,非但“山东问题”未能解决,就连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未能实现。在和会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签还是不签”的困境:签,则使得日本侵占青岛及继承原德国权益“合法化”;不签,则可能失去加入国联并获得相应权利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拒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在争取“保留附于约后”失败后,代表团与签约(6月28日)的前一天电示北京政府,说明拒签的理由,但吊诡的是,北京复电称对此事已有指示,为何代表团没能收到?北京发来的这份电报事实上是在和会规定的时间(即6月28日下午三点)后才到达的,其训令明确指示“拒签”,但何以会在签字时间之后才到达,其中是否有外人搞鬼,颇费思量。
代表团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拒签。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和会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暗自想象这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顾维钧的话是对的,中国可以缺席这次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但中国能永远缺席于世界的大舞台吗?(节选自新书《武夫治国:北洋枭雄的发达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