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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中唯一的一对夫妻:甘泗淇和李贞
作者:李克勤(jixuie) 李克勤(jixuie)题记:新中国开国将星中惟一“双子星座”,上将丈夫少将妻,就是甘泗淇和李贞,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传奇。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荣传统需要经常讲,不能因为别人不讲,我们也就不谈了!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弘扬毛主席创造的新文化
甘泗淇上将与妻子李贞少将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首次授衔的将帅中,有一位飒爽英姿的女少将特别显眼,她就是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李贞。作为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李贞的英名传扬中外,而她的丈夫、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甘泗淇的威名同样是家喻户晓,人们纷纷称他俩为“神州夫妻两将星”。
这对将军夫妻的媒人,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
1908年深秋,湖南省浏阳小板桥乡老实巴交的农民李光田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婴,这是他的第六个女儿,失望中连名字也不想起,随便叫她:“旦娃子”。旦娃子6岁那年就被送到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从此,一个6岁的小姑娘担负起古家繁重的家务,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端不动盆子要挨打、不会捆柴要挨打、背不动一个比自己大一岁的女孩要挨打,就连比她大4岁的未婚夫也常常对她拳打脚踢。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的童年和少年。1926年,湘军师长唐生智驱逐了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占领了长沙。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正准备北伐,革命的洪流席卷着每座城市、每个乡村。一心想脱离苦海的旦娃子自然而然地向妇女解放协会靠拢。在“妇解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旦娃子以“李贞”作为自己的名字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李贞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颇有名气的女活动家,同年冬被选为永和区妇联委员。1927年3月,李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李贞连累,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娘家。从李贞1926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1930年,在张启龙父亲、叔父、妻女及堂弟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
俩人渐渐升华出了真挚的爱情。1932年经组织批准,喜结连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AB团分子”,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工作之中。
一天陈琮英和李贞谈起个人的婚事,李贞不禁回忆起痛苦的往事。
陈琮英语重心长地对李贞说道:“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多想了,你就再找个人吧!”“我没想过!”李贞摇了摇头。“那现在就想想。”陈琮英仍没有放弃的意思,“眼下环境安定了,找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怎么样?”
李贞不再说什么了,可心里却不得不承认陈琮英说得有道理。在婚姻问题上,女人最了解女人的心思,陈琮英是大姐,她自然关心李贞的婚事,她最终还把话挑明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谁?”李贞抬起了头。“甘泗淇,甘主任!”
一天,甘泗淇和军区政治部的人去红军学校检查,此时学员们正列队在操场上唱歌,指挥者是一个留着短发、腰扎皮带、脚穿草鞋的女同志。她充满朝气的面庞和刚健的身姿,引起了甘泗淇的注意。这时,只见那位女同志双手用力一收,发出了一声洪亮的口令,跑到甘泗淇一行人面前:“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李贞报告,学员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李贞!她就是李贞?”甘泗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连问身边的同志。身边的同志赞叹道:“对呀,她就是李贞,别看她这么年轻,可是个老党员,老同志了!”不久,李贞与甘泗淇一前一后被调入红六军团,一个任组织部部长,一个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这样,他们在一起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李贞对甘泗淇的印象极好,却从没有想过要和他结婚。陈琮英的话自然令她惊讶不已,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琮英不解地问。“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那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嘛!”陈琮英笑了,“至于他的文化高,你的文化低,他正好可以帮助你学嘛!”
“那也不行!”李贞提高了嗓门,“反正我觉得不合适。”其实,李贞的内心世界异常复杂,在她看来,甘泗淇是不会愿意和自己结合的。不料,陈琮英的一番话又让她吃了一惊:“别把话讲得那么绝对。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好的哩!
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原来,陈琮英也是见甘泗淇经常人前人后地夸李贞,而且李贞离婚后也一直单身,才主动过来撮合他们二人的婚事。听完陈琮英一席话,李贞羞赧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了。
甘泗淇原名姜风威,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楠竹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正式改名为“甘泗淇”。
1930年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来到了湘赣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后又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组织上原打算调时任中共吉安县委军事部长李贞担任此职,李贞考虑到自已文化不高,坚决要求调整,这样甘泗淇担任了此职,李贞调整为湘赣军区红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李贞与甘泗淇一前一后被调入红六军团,一个任组织部长、一个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
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在陈琮瑛的撮合下,在贺龙亲自主持下,甘泗淇和李贞在一个老百姓家借了间房子,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红军部队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贞接受组织的安排,从一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的位置上回到了后方,担任了妇女部学校校长,而甘泗淇作为一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妻二人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新中国成立不久,夫妇二人又一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甘泗淇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贞则被彭德怀亲点为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1950年11月,李贞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道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向苏联妇女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的英雄事迹。1953年,甘泗淇和李贞胜利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从朝鲜胜利回国,又一起担负起国防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任。甘泗淇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贞任军委防空军干部部部长。
1955年9月,夫妇二人又一同走进了怀仁堂。周恩来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并握着李贞的手亲切地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啊!”
1955年9月,夫妇二人一同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总理握着李贞的手,亲切地说道:“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啊!”“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李贞谦虚地说道。
繁忙的工作之余,李贞眼见战友们一个个膝下儿女成群,其乐融融,想到自己不能再生育,总觉得很内疚,对不起丈夫,便对甘泗淇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离婚吧,你再娶个妻子,给你生个孩子吧。”可甘泗淇不容置疑地说道:“我要的是爱人!”“我要的是爱人”,多么简单的一句话!虽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却满含着甘泗淇对李贞坚贞的爱。李贞,这位坚强的女将军,此时此刻也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正当夫妻二人准备携手再创新的辉煌时,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便因积劳成疾,不幸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妻子,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他留给李贞的,除了他们共同的未竟的事业外,便是难舍难分的夫妻感情。时任军事检察院副院长的李贞悲痛欲绝,洞悉丈夫心思的她更加忘我地勤奋工作着。
李贞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大多数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义女义子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条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