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处决王守信 1979年巨贪事件:处决王守信刑场目击记(组图)
1982年问世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被大队支书的儿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学是大队的小学;大队是支书的大队;民办教师的报酬由大队支付,也就是由支书支付。
大队书记的儿子要当民办教师,普通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当然就只能让位。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
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
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
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寒窘之家可以没有非分之想,但却免不了会有人生病。
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额外之财。那时农村有所谓“赤脚医生”,一个大队一个。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
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为,“赤脚医生”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产物,体现的是对科学的极端蔑视。
“赤脚医生”上门诊治,理论上是毋须付诊费的。这也是现在有些人歌颂“赤脚医生”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了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从来不碰人家的茶碗。
他到人家家里来,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加一两个鸡蛋。待他拿完药或打完针,就把面条端上。
他也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待,下次要请他,就难了。我每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饭,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令这个大队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脏,怎么就不怕人家饭脏呢?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