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英追悼会】三峡工程祸国殃民?
钱正英追悼会？钱正英女，1923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省诸暨市。1942年参加革命，先后在苏皖边区政府和黄河河务局从事治淮、治黄等水利工作，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长期主持中国的水利电力工作。至今还在世。
三峡工程祸国殃民?
钱正英:我虽然离开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1988年离开水利部后,我开始反思过去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我首先约了一部分老同志,共同编了一本《中国水利》,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黄河还没有断流呢。
进入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也在思考,我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难道断流才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离开水利部进入政协后,我开始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了。就好比是照相,我当部长时,总是用近镜头看水利,而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更全面地看问题了。马国川:拉开了距离,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了。
钱正英:比较能够更客观地看一看走过的路了。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我和张光斗同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我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看见了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西面碧水盈盈,东面河道干涸。
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咱们这些搞水利的,干过了头,也会产生副作用,水利工作要以此为戒啊。
2003年“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塔里木河,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我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
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水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钱正英:一般认为,中国水利面临的问题是:水多、水少、水脏。水多,指的是洪水问题。对洪水,应当实行战略转变,从以建设防洪工程体系为主的战略,转到在防洪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建成全面的防洪减灾工作体系,在遭遇特大洪水时,有计划地开放蓄洪和行洪区,达到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对于水少的问题,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是可以支持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其实,中国水利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水多和水少,而是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水环境退化。
我国水环境退化的主要表现为:不少地方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如果不及时扭转,将威胁到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利界对此虽已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但还没有达到高度的共识和重视。
马国川:所以,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正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对各地的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
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污水处理厂绝大部分不能正常运行,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马国川:在您看来,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自己能够解决?
钱正英:能够解决,没有问题。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有两次水资源评价,第一次就是认为水不够,第二次研究发现,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事实上,现在我们中国用水的增长已经慢下来了。只要实现战略转变,中国的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总的趋势是,社会经济进步了以后,用水会少。因为,各种用水中,农业用水属于植物的蒸腾和蒸发耗水,用水量最多,而且不能回归河流。工业用水量比它少,而且可以回归河流,关键是解决污染。第三产业用水更少。一些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粗放的农业社会,误以为发展工业将大量增加用水。
其实,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人口将减少,粗放农业有条件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现代工业的用水总量将比粗放农业的用水量减少。需要合理地配置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要适合于自然环境。
马国川:而不是硬性地改变地貌,非得把沙漠变成绿洲。
钱正英:《科学时报》报道了甘肃专家们提的意见:你们要把黄河的水调到民勤,把民勤作为商品粮基地,为什么不在黄河附近搞商品粮基地,偏要把水调到遥远的民勤呢?所以,问题是怎样合理地调整产业布局。有些地方的水利部门老是讲,我这个地方的水资源布局不能适应经济布局,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研究,你们的经济布局是不是适应水资源布局?当年别人启发了我。
那个时候讨论南水北调,天津种水稻缺水,要把江苏的水调到天津,江苏人就问我,你把水调到天津种水稻,你让我们这里种水稻不可以吗?马国川:从整个水利界来说,需要转变观念。
钱正英:我把中国的水利分成三个阶段:古代水利、近代水利、现代水利。中国的古代水利是很辉煌的,秦朝以后有三次水利大发展,分别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带动人口大增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国进入了近代水利,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于古代水利的成果都毁坏了。马国川:中国进入不了近代水利的大门。
钱正英:对,一直在近代水利门外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就加快了进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赶那些已经进入近代水利的国家。但是在“二战”以后呢,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马国川:我们还没有追赶上,人家已经开始进入新阶段了。
钱正英: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可新的矛盾出现了,有的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这其实是警示我们,近代水利已经走到顶头了,应当开始转变到现代水利阶段了。现在我们应该自觉地转入现代水利。
马国川:也就是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钱正英: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水利工作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再依过去的老路走,不行。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
马国川:您一辈子献身水利,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评价?一些老人喜欢写回忆录,水利界的林一山、张光斗都写了回忆录。钱正英: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是属于那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那种人。我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人提出要给我写传记,我都拒绝了。我跟他们说,我还不想写过去的历史,我还愿意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2010年4月,《亚洲周刊》刊发了题为“追查中国旱灾祸根,前水利部长揭密”的文章。文中称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在晚年作出反思,说“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首先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此采访一出,世人皆以为钱正英在反思、在反省,并对过去的错误有所认识。其实,早在11年前,也就是1999年的9月24日,钱正英就以类似的态度“忧心忡忡”的在水利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总结“经验与教训”,提到:三峡工程“人大也算是通过了,现在也开工了,但是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
……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又说:“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以及“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这些态度,这些话语,乍一看乍一听,给人感觉似乎钱正英对三峡工程的建设是谨慎的,是务实的并有保留意见的;实际上,她却是三峡工程最重要的主上派之一,狂热推动三峡工程上马到了“三峡工程不上我死不瞑目”(见戴晴:“向钱正英请教”)的程度;对钱正英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一直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黄万里等几位老先生认识的很清楚:黄万里先生一度准备起诉主管部门,他的起诉材料后来被《往事》整理发表了(第六十四期),其中就提到“.
..那时的钱部长竟是今天钱部长的反面,今天所说的最漂亮的话,也洗刷不了那时极力'压制不同意见的责任’...”;曾经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工程规模预审小组组长的翁长溥也对钱正英的“这么好的科学态”借知情人之语斥为“真不要脸”(翁长溥:“一贯迷恋高位的老部长”)。
当然,在江河之殇、生态环境之害频现之际,钱正英出来吭声、认错,自然是好事。但既然是反思,既然是认错,不妨大点儿声,这事儿也说细点,好让未来的水利治理有个准头,不至重蹈覆辙,也好让未见多少“功”、“利”而祸患已及身的民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要不然,让这样的“反思”零落在旮旯角落里,也一带而过,恐怕是于事无补的。君不见西南水电,正高歌猛进,“形势一片大好”?无论钱正英还是官方,若都能拿出诸多工程上马时,大刮“功在当代利及千秋”之类的宣传风暴的气力,来细说这“错误”,求条中国水利治理的前路,则善莫大焉。
特辑录《亚洲周刊》采访钱正英正文,并附上其它几篇相关文章,供有兴趣者参考。这些文章分别是学者戴晴就三峡问题所撰的旧文“向钱正英请教”、黄万里等诸位老先生的“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翁长溥前辈的“一贯迷恋高位的老部长”,学者何清涟对钱正英之反思的见解“钱正英迟到的道歉与中国的无责任政治”、邱立本先生的评论“水的权力与民主的容器”以及汤耀国先生的“重大工程首先应是民主工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