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作品 谢冕忆徐迟:80岁开始用电脑写作自己录入全部作品

徐迟,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作家,代表作有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翻译作品《瓦尔登湖》等。

1914年10月15日,徐迟出生于浙江小镇南浔。在徐迟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刊发北大教授谢冕撰写的回忆文章,以表缅怀。

——编者

今年,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百年诞辰。

我认识徐迟是在北大上学时,我是大三的普通学生,他是全国诗歌第一刊的副主编,而且是大诗人,他跑到北大学生宿舍找我。那是冬天,很厚的呢大衣,进屋时呵着寒气。他受《诗刊》主编臧克家先生之托,要我联合几位同学集体写一本中国新诗史。

1958年,那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当时全国上下敢想敢干,《诗刊》也好,我们也好,都是充满了“大跃进”的情结,“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写出了后来叫做“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更记载了徐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心——他成为我们几个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他引领我们走上诗歌、文学研究的道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因为时局的原因,我们无一例外地被驱使着做各种各样与专业无关的事。那时刚毕业的我被下放京西斋堂,徐迟他们也是漂泊无定。《诗刊》停刊了,我们无法见面,就靠通信往来。那时我在百花山下,虽然孤寂沉闷,但那里的青山秀水和四季花时倒可聊慰寂寞。

我在给徐迟的信中经常写些此地风光。在我,是借以忘却内心的落寞,不想因而引发了诗人的文思;在他,也许客观上因此释放了禁锢年代久违了的诗情。徐迟给我的回信中经常离开我们的话题,发挥着他美文的擅长。记得清楚的有一次,他在恣意抒情之后特别在括弧中写下:“这段文字若单独发表便是极美的散文”(大意)。

我保存了这一时期他给我的二十多封书信,它是我的珍藏,被安放在最安全隐秘的地方。但是不幸,它却无法逃脱那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史无前例”。“文革”中我被列入另册,徐迟也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当然不是心中)。

那时我白天被学生轮流批斗,批斗之外的时间,和几个“同案”被安排在北大大锅炉房烧锅炉(冬季供暖)。时间是一分一秒地难挨,恐惧是一分一秒地逼近。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疯狂的事都可能发生。我个人的安危已无暇计及,倒是徐迟的那一批书信令我寝食难安。我怕无端的文祸令早已身陷危境的徐迟雪上加霜。我下了狠心,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焚烧了这一批书信。

我一生几乎没有太多的恐惧,无论是在一个海岛战后的夜间单人值哨,还是任何让人后怕的艰危境遇,我都未曾畏惧过。倒是那个年代,那些无时无地不作宣告破门而入的抄家,使从来不知害怕的我日夜如临深渊。我知道,徐迟写给我的那些信函,因为它们保留了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一定为那个年月所不容。

我一生也极少为自己的行事后悔过,然而,那一个夜晚,在我居所的楼后,因为怯弱,我却做了最不愿做的事——焚稿,这是有生以来的一个“唯一”。正因这个“唯一”,使我始终愧对自己,也愧对我敬爱的先生。忆及此事,总有锥心之痛。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我痛悔交加,始终临纸不能书一字。

在“革命”的年代,始终穿西装的人很少,徐迟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平时总是西装革履,正式场合打领带,一派西化的装束。徐迟美丰仪,是极有风度的。他那时担任《诗刊》副主编,经常“被下乡”,记得“大跃进”时还到过怀来的南水泉,写过诗,也写过文。

我不知道在乡下他会穿什么衣服。徐迟精通英文,但他是无师自通,是“自学成才”。他告诉我,英文是靠读字典读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他曾在燕京大学“蹭”过课,在冰心先生的课堂,那时冰心上的是写作课。冰心还布置了作业,徐迟说,他编了一期文学副刊,得到冰心的表扬。

不知是在燕大,还是在什么地方,他认识了金克木,他们成了好友。那时金先生未婚,徐迟告诉金克木,他家乡浙江南浔出美女,何不到南浔找个妻子?一个假期,他们果然携手游了南浔。我认识金先生,但无缘拜识金师母,也不好意思向金先生求证师母到底是哪里人。徐迟的夫人陈松先生,我在武汉见过。温文娟秀,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那日拜望徐迟,他夫人亲手调制了江南甜点款待我。徐迟在武汉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是他离开《诗刊》之后的事。

但在北京,我先后住过的蔚秀园和畅春园的家,却是他经常到的。每次到京,他总住在交道口伍修权的府邸。伍修权的夫人是徐迟的姐姐,这位当年的总参谋长是他的姐夫。每次徐迟在交道口住下后,就会屈驾到寒舍来。有时有事,有时无事。我敢说,那时在北京,我的家是徐迟来的最多的地方。前些日子见到周明,他告诉我,徐迟写蔡希陶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是在我家定下的篇名。

每次来北大,徐迟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那时北京没有出租车(即使有,一般人也坐不起),来过北京的人都知道,从交道口到北大,是一条非常漫长而艰难的“长途”。但徐迟每次都是挤公共汽车来。他很得意地说,我是在武汉锻炼过的,我还怕挤车吗?他来了之后,素琰总是一碗阳春面款待他。这碗阳春面他吃得香。以后每次来,他总向素琰讨阳春面吃。尽管那时我们还不至于请不起吃别的,但他最爱的还是这碗阳春面。

“文革”结束之后,徐迟迸发了创作的激情,除了诗和散文,他还写文艺短论,这些诗文也都专注于为社会和文艺的现代化吁呼。他对于我那时的诗歌主张是赞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诗歌活动。

我在诗歌的现代精神的提倡方面一直得到他的热情肯定与支持。徐迟是杨炼的舅姥爷,就是说,杨炼的奶奶是徐迟的大姐,那时杨炼已开始写诗,徐迟让杨炼送作品给我看。这样,杨炼成为我比较早认识的朦胧诗人。与此同时,他以充沛的热情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一篇《哥德巴赫猜想》使他享誉文坛。他在他人看来枯燥的天书般的数学方程中发现并注入了诗意和想象。这里是他阅读陈景润“猜想”的方程式后发出的感叹: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哥德巴赫猜想》)

其实,在“文革”前,他在“虚构”的长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中,已经用激情的想象把诗歌引进了叙述作品。徐迟为了书写的自由空间,在《祁连山下》中有意隐去了原型常书鸿的姓名。我们从这篇充满诗情的文字中,不仅读到了历史、时代,还有绘画、音乐和地质,而且读到了诗。画家的抱负、爱情,他的献身艺术的精神成为他的抒情的主题。

在中国作家中,徐迟是富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型的作家。八十年代他呼唤中国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了他的科学精神和环境保护意识。他写了数学家陈景润之后,接着写植物学家蔡希陶,就是出于这种对绿色的关怀。为了采访蔡希陶,周明陪他到过西双版纳。

蔡希陶的热带植物园在勐腊县的葫芦岛上,罗梭江拥抱着那块绿翡翠般的岛屿。从勐仑镇再往前走,不用几公里便是老挝了。徐迟那时有惊人的精力,他为了采访那些科学家,再远再难都拦不住他的脚步。他把诗歌的灵感和想象力融汇于自然科学的王国中。在伟大的新的文艺复兴中,他想的不光是文艺的再生,而是以科学精神荡涤现代迷信。他想的比别人更远,更前卫。

徐迟先生出身名门,他的三位姐姐都是江南名媛。徐迟告诉我,他要以三位姐姐的故事写一部长篇。因为我们久不联系,不知这计划是否完成了。但他的学习电脑我是知道的,他八十岁开始用电脑写作,在他那一辈作家中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人们告诉我,学会电脑之后,他自己动手录入他的全部作品。我为他高兴。本来就有些耳背的他,此时听力已严重下降。人们还告诉我,由于听力下降,他已久不会见客人,每天只是闭门以电脑写作。我十分怀念他,但我也不忍心打扰他。我只是在心中记挂着他。不论生活发生了什么,不论他在何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现代的,永远年轻的,他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一棵常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