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云全传 [第三只眼]“伶人传奇”——尚小云往事(全文)

尚小云,先习武生,后学花脸,其后因前辈们见其扮相秀丽,遂让他改学旦行,一举成名。1927年,由北京《顺天时报》发起选举名伶,尚小云被选为“四大名旦”。新中国成立后,尚小云曾建立了“尚小云京剧团”;后移居西安,受聘于陕西省京剧院;1976年4月,在西安逝世。本刊摘自《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一书中的文章,记述了尚小云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尚小云的家世是很有根底的,是清初诸藩之一的南平王尚可喜的后裔。父亲名元照,汉军籍旗人,充任那(彦图)王府的大管家。尚小云早年的家境很好。不想一场“义和拳”,家业毁损殆尽。父亲悲忿不能自解,一年后病故,全家生活便很难支撑了。

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爷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尚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看在那王爷的面儿上,只好依从习武生。

所以,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功最扎实,独坐头把交椅,能打能翻,火炽勇猛。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个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爷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

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演。特别是那王爷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

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子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20世纪著名的精彩堂会戏。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钟。

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尚小云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长,可嗓子是越唱越亮,大气磅礴,穿云裂石,故有“铁嗓铜喉”之称。

1918年,杨小楼新排《楚汉争》,杨小楼自饰项羽,约尚小云加入,扮演虞姬,英雄美人,称绝一时。后来,杨小楼与梅兰芳重排此剧,遂更名为《霸王别姬》。夏天演出,无论多热,尚小云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无汗。

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尚小云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

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平素喜爱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完瓜子,又吃水萝卜。

总之,嘴里小吃不断。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刺激性的东西,完全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溜达溜达,下午三点钟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

地点多在北京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名伶都懂时尚。上世纪20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

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丝袜、高跟鞋,自己还把腿毛剃光,最后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上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来演。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1884年,适逢尚小云诞辰85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时我十六岁,在王又宸的班社搭班。

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

在那‘艺不轻传’的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亳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两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福寿镜》。

(二)“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再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

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春天,学生已有200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

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厉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

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

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十几个炊事员,负担400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

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三点多钟,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常年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

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作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

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现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

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

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的好。

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对于办学的认识,尚小云曾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做了很好的解释和描述。他说:“近些年来,大家感到梨园缺乏人材的危机,所以我才下决心办荣春社。

过这种生活,又比唱戏难上十倍。在今日我才知道为人师表之难,但是我做事的勇气,被环境支配更觉热血沸腾。所以,抱定苦干到底的精神,或许也有最后成功的一天!”文章结尾处,他这样说:“说不定过几十年,舞台生活不知要变到什么样子。

我再看着荣春社学生,每天过着快乐兴趣的生活,自然,我也生发出无限兴趣……”月亮无声自圆缺。遗憾的是,尚小云办学没能“苦干到底”,因为时势变了。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

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

(三)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于是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

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

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

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

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下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

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了。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夫妇捐赠文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代表中央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当时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尚小云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

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

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着:“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

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1960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已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

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

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表示尚小云的人事关系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

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尚小云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他在9月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

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

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

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

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

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有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

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用脚一踹,从车上踢下……常与尚小云一起接受批斗的,还有西安市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演员徐碧云(男旦)。

徐碧云的身体很虚弱,经不住四个大汉的拳脚。每逢这样的时刻,先上了车的尚小云都要回过身来,伸手拉他一把。红卫兵造反派看到了,立即大声呵斥。尚小云不管,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照样伸出手来。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36元生活费。

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100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人用小车清扫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块沉甸甸的大牌子。

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

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

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的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

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

到了剧团,两名工人宣传队的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那儿,半天没动弹。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1976年3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进去就抢救。4月19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送出病房,送入太平间的一路,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

子女们决定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1980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文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一些时任领导人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