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采访 专访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首任方知创业艰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体制发生巨变,资本市场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在共和国60华诞的欢庆日子里,《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倾听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回顾和独到见解。

    从“三赴深圳”到成为“媒体明星”     如今,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得到社会广泛认知。

但在19年前,这一逻辑却备受质疑,股市试点曾因为认识问题险些夭折。     说起股票市场的早期发展情况,刘鸿儒记忆深刻。

他说:“那时在深圳还有许多地方,企业到处推销股票,政府也动员大家买,群众并不积极。我的学生刘志强(当时的深发展银行行长)还动员我稍买一点,说可以起到宣传作用。

但我说我是管这个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纯粹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了。有了市场雏形之后,1989年、1990年股票发行就相对顺利了一些,但整体规模很小,并没有引起注意。

到了1990年春天,深圳才出现了股票热。”     1990年春,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一下子形成热潮。随后上海也热起来了。股市的火热引起了社会上不同的议论。

有人说一夜暴富是社会主义不能允许的,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也有人说这是在搞私有化。因此国内有人提出,是不是应该将上海、深圳两个点停下,关闭股票市场。     “我受国务院委托去调查了三次,并做了汇报,当时反对的呼声比较大。

有人认为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在这个股票市场面临取消还是保留的关口,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这番话在关键时刻指明了方向,稳定了局面,对统一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如今,刘鸿儒回忆起小平南方讲话时,仍觉得字字句句都在心头,历久弥新。     “正式听到小平南方谈话的传达,是在1992年的2月份,当时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大家传达谈话精神。

当时听了之后,有种‘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感觉。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它的分量。

”刘鸿儒慨叹道。     刘鸿儒笑言,就因为股票市场渐渐受到重视,他还像现在的“明星”一样,常常上报纸、上电视。“南方讲话精神传达以后,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国务院也发文,宣传系统找到我,让我当了一段时间的‘明星’。中宣部组织各大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让我做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6月还以整版篇幅发表我的文章,谈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理论依据、所有制性质、规范实验。

”     处理“8·10”事件取得宝贵经验     邓小平的一番话改变了中国股市的命运,股市得以继续交易。

但两年后出现的另一场风波,又将股市推到了一个历史起点上,刘鸿儒再次碰到新的难题。那就是“8·10”事件。     1992年8月,股市财富神话引发人们狂热地追逐新股。

这股热浪最终在深圳达到顶峰。8月6日,深圳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的消息见报;8月8日,来自全国的数十万人在深圳市303个发售网点通宵排队;8月9日,发售开始,部分销售网点的内部人员私分抽签表,秩序混乱;8月10日傍晚,数千人聚集。

入夜,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武警部队出动。     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刘鸿儒回忆说,“老百姓听说深圳要发股票,早就闻风而动。

因为购买股票需要身份证,而且1张身份证限购1张股票认购证。           于是出现了股民到农村收购身份证的现象,一麻袋一麻袋地大量收购。

大量股民涌向深圳,大概聚集了一百二十万人之巨。由于人太多,从广州直接坐火车去不了深圳,就绕道珠海坐船,8元钱的船票涨到了30多元。

不少倒船票的人也因此发财。很多人排队的时候上厕所都顾不上,吃饭也不敢离开队伍,就吃盒饭。排了两三天的队,终于等到了开窗口买股票认购证了,结果上午九点开始卖,不到十点钟就卖完了。慢慢地开始有人怀疑股票认购证是不是被人私分了,人群也骚动起来。

发展到后来,人们开始围攻市政府。”     事后,刘鸿儒总结了经验。     他说:“8·10事件是技术问题引起的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说深圳市反复研究方案就怕卖不出去,发行新股抽签表时就采取了限量发行的办法,结果使投资者能清楚地计算出自己能赚多少钱,市政府能收入多少钱。利益上的驱使和由此带来的冲突,最终产生了这样一个严重后果。

    “之后我受国务院领导委托,到香港访问有经验的金融专家。我同联交所主席利国伟(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和行政总裁袁天凡等一些有经验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他们说事件发生时,每隔15分钟就收看一次电视新闻,看到人们疯狂抢购以及跑到农村收购身份证的情况,也很着急。他们说这个时候,如果主管领导站出来说抽签表敞开供应不限量发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限量发售必然出现舞弊,人们焦急和反感的心情就会迸发出来。‘8·10’后续问题,最终还是通过增发认购表得到解决的。”     “后来,我一再跟我的同事讲,一定要注意技术问题引起社会问题,一定要采取公开透明的措施,才能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才能使市场稳定健康地发展。

”     临危受命组建证监会     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很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机构,统一法规、统一制度、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前,证券市场是多头参与、多头监管的。人民银行主管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推行股份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局监管国有资产的变动,国家计委控制股票和有价证券的发行规模,财政部和税务局从财务、会计、税收方面进行监管,缺少一个统一协调机构。

而且人民银行作为主管单位,在人力和精力上都顾不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代表、委员纷纷提案,建议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     为了协调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人民银行于1991年4月11日上报了《关于建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的请示》。

这个请示得到了时任总理李鹏的认可,并从此建立了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在协调资本市场各方面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的热浪冲击下,没有统一监管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并带来了损失。     可以说,是深圳的“8·10”事件催生了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

在事发两个月后,各主管部门在认识上清醒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

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就成立了,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人们很容易从这个强势班底中掂出它的权威性。中国证监会也同时设立,刘鸿儒出任首任主席。     对于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坦言当时也有压力。

他与当时兼任证券委主任的朱镕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刘鸿儒:“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

”     朱镕基:“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     刘鸿儒:“出了事哪有让总理出来承担的,当然要我来承担。

”     就这样,刘鸿儒接下了这副重担。     他说,“要干,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勇于承担风险责任和各种想象不到的后果。

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飞机上跟我谈话时,我曾经严肃地表示过,请相信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会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现在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压力,甚至再大的打击,我也要拼了这条老命,义无反顾地把这项改革推进下去。

”     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创建证券监管机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没有经验,也缺少人力。

一切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当时出现了深圳‘8·10’事件,为了稳定全国大局,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做充分的准备。

10月12日,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并对外公布了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命。可以说是临危受命、被迫上马,而且必须加鞭快跑,立即投入战斗。”回忆起当时证监会的筹备工作,刘鸿儒至今仍能切肤感受到当时的压力与紧张气氛。

    就在思考如何建立中国证监会的时候,他患了突发性的耳鸣,住进301医院。在住院期间,刘鸿儒坚持工作,看了大量的资料,思考了不少问题,为证监会开始工作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务院尽快建立机构并开始工作的要求,中国证监会11月份正式成立。草创之初,刘鸿儒面对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办公地点的“三无”状况,使尽了浑身解数。

当时财政部答应给开办费,但是没有如期拨款。没有钱怎么办?他就找了自己的学生张志平,找关系借了200万元,又从“联办”借了200万元。财政部100万元到位后,证券委办公室和证监会各分50万元。

谁也不会想到,如今风光无限的证监会当初却是那样的一穷二白。     钱的问题解决了,人员从哪里来呢?刘鸿儒告诉记者,最初的人员来自三个方面,国家体改委、人民银行和联办。

“当时我要求人民银行派几位司局级别的干部过来,他们研究的结果是把夏斌派过来了。”     当时,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要多找一些专家型人才,因此就通过年轻人的推荐,聘请了一些专家。

比如说当时的首席律师高西庆、首席会计师汪建熙,还有一批具有海外背景的专家和在国内有实践经验的专家。证监会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九十多个人。后来社会上各有关部门陆续有人或是主动要求或是受我们邀请过来工作。

考虑到后勤工作占用人员多,就走了社会化服务的路子,省掉了一大批后勤人员。     没有办公地点,就到保利大厦租了一层楼,权作创建初期的办公室。

    股票发行要公开透明     “8·10”事件后,刘鸿儒一再强调“公开透明”四个字。

    1993年8月,在青岛啤酒发行A股时,就借鉴中国台湾的经验、听取我国香港以及专家提出的建议,研究股票发行的多种方案,包括无限量发行认购表、与储蓄存款挂钩、竞价发行等,决定先采用无限量发行认购表的方案。

    刘鸿儒说:“当时我们也知道我们香港和国际发达市场最好的办法是预交款认购(即先按认购数预交购股款,实际认购数确定以后再把多余资金返还)。

但我们当时的条件还不具备,银行的设备还没有完全实现信息化,集中时间大量汇入资金并在一周之后大量转出资金,当地各家银行都承受不了。所以只能用先发认购表,然后抽签,中签者再汇入资金的办法。

”     有了“8·10”的教训,在青岛啤酒发行A股时,刘鸿儒建议青岛市委、市政府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宣传,向公众说明认购表是无限量供应的,不要怕买不到;买认购表是要花钱的,买的人越多中签率越低,就等于是拿人民币打水漂。

    为什么这么宣传?他解释道:“因为当时存在一股盲目抢购认购表的浪潮,就像‘8·10’事件发生时一样。

股民认为买到原始股就能发大财。所以各地投资者把青岛市的宾馆、招待所的床位全定光了,资金大量汇入青岛各银行,不少投资者携带大量现金。听说还有人拉了一车现钞,存放到银行网点,准备购买认购表。

”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8·10’事件的影响实在太恶劣,时任副总理朱镕基提出,推迟发行,他还是担心出事。我一再向他报告说,准备工作达到了要求,不会出事,他还是没拍板。

后来,时任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直接向他报告,说明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做好发行的准备工作,如果再拖下去会影响全市的其他工作。最后,朱镕基同志才决定可以发行。”     由于是公开透明发行,又做了充分的准备,事先还做了大量的宣传,所以这次发行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刘鸿儒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说,我国证券市场初创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早期的股票发行制度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点,是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实质性审批制度。

从选择企业到发行上市的整个过程,透明度不高,市场的自律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这种实质性审批制度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逐步推行,核心就是围绕增强透明度,对发行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过渡到透明度较高的核准制。

    将股市行情交给市场     1995年4月,刘鸿儒离开证监会工作岗位。     十几年来,刘鸿儒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证券市场这一新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刘鸿儒说,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走完了国外几十年的路,靠的是不断学习别人的经验,找到了一条捷径,但还应该注意避免“水土不服”。

    曾经有记者问,在任职证监会主席期间,感觉最难的是什么?他回答,难就难在下面的发展势头很猛,上面限制发展,不积极扶持,他夹在中间最难办。积极了,上面有意见,消极了,下面有意见。

    离任之时,中国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方向和运行框架已初步形成,对此他感到欣慰。他说:“我曾经对我的同事们讲过,我们是开荒、修路、铺轨道。

开了荒,修了路,铺上轨道以后,后面的人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开快车了。这个任务我们算是完成了。至于其他的事情,要由后人来做。”     退休后,他专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但仍心系证券市场的发展。

1996年12月16日和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分别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两次发表文章,对股市进行干预。第一次是股票涨猛了,怕出事;第二次是股票下跌了,要救市。

社会上对于这种方式干预市场、干预股价议论比较多。对此,刘鸿儒有自己的意见。     他说:“证监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至今,就一直受到股市行情的困扰。

本来是市场自身的供求问题,却上升到了政治问题,虽然确实起到了让各方重视股市的作用,但坏处就是会陷入一种不良循环。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