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杨联陞 晚年赵俪生访美为何与杨联陞发生冲突?

当年赵俪生在清华是偏左的学生,这类学生(当然不一定就是赵俪生),当年他们对胡适和认同胡适的那些学生也是很不宽容的,杨联陞和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他曾受过他们的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杨联陞寄给胡适五十四岁贺寿联:      

    及门何止三千 要教碧眼儿来 红毛女悦     庆寿欣逢五四 况值黄龙酒熟 黑水妖平

“此联后来传出,杨因此被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因黑水妖平指国军收复东北,颇中左派之忌也” (《长编》五册一九零一页)。

    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可以说,这依然是当年走了不同道路的两类学生,在晚年潜意识里的一次对阵,当然这次对阵就无所谓输赢了,因为历史早已做出了评价。    

杨联陞对赵俪生是这样,但对于同是从大陆来的周一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许可以说这是因为杨和周的交情非同一般,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却可以离开个人之间的交情,而把他看成是两种思想类型的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对早年不同人生选择的一次碰撞。

一九八二年五月到六月间,周一良四十年多年以后重访美国,杨联陞对周一良是满腔热情。周一良在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杨联陞亲自步行陪我们访了赵元任先生和洪煨莲先生故居,又招待到家中数次长谈,以倾积愫。

”(该书九十二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周一良还在他的日记中说:“杨在办公室以抹茶相待,又赠诗二首。精神甚好,健谈如昔。”同样是大陆来的老同学,杨联陞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在赵俪生这一面,他事后所发的那些感慨,虽然可以理解,但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他说杨在“中美极不友好的情况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这是没有根据的。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说美国侵略中国,所谓“中美极不友好”,那只是中共当年的说法。

说“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更不知从何说起。杨联陞在美国是一个学者,初期因为生计问题,他曾在联合国秘书处属下的一个中文翻译组做过短期的雇员,这在当时的留美国学生中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

不能说到了美国做事,就是替侵华军师当军师,这是极左思维的自然留露。再说爱国。我们也不能说当年到了山西打日本鬼子就是爱国,而在美国做学问就是不爱国。

这样看问题过于简单了。这两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很难做那样的类比,在赵俪生的思维中,参加革命的人,“弹片还留在腿里”的人,自然要比在美国读书的人更爱国,这也未免失之于偏颇。因为对于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当时杨联陞也并不是不想回国。杨联陞在哈佛的时候,最早是浙江大学请了他,要知道那时浙江大学还远在贵州遵义,是因为当时请杨联陞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地理学家张其昀办事不力,使杨联陞感到有些失望。那时杨联陞还没有解决生计问题。

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曾说:“弟之家庭状况,在剑桥时亦曾与兄谈及。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虀盐之计,悉以累亲。舍弟做物理教员仅能糊口。

近两年来,全持鬻卖便借以继生活,艰苦之状,有非弟在昔日所能想象者。”(《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十八册三零六页,黄山书社》杨开始答应浙江大学,本非其所愿,而是因为“故人谊重,旧约难违”。

可以想见,他那时的生活负担实在是不轻。他本来是已经决定了要回去。史语所可以,北大可以,两面兼也可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如我加入UN也预备明年暑假后大学始业之前赶回北平,只要大学的计划有定,就请您早日叫我。

我已经告诉隆延,‘胡先生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回去”。(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十八册三一二页,黄山书社)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爱国。是后来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使杨联陞没有能实现他为北大和史语所尽力的愿望。而那样的时代变化绝非像杨联陞一个学者可以预料。    

他最终留在哈佛,是听了胡适的话。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他收到胡适的英文电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同时胡适还和当时回湖南省亲后到了北平的邓嗣禹说,他赞成杨联陞到哈佛,胡适还说,等杨联陞回国时“北大仍旧要”。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一八四页,香港中华书局)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