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健吾:红色牧师、“党内怪人”
1960年,中共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访华,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提出想见见当年联络护送他到陕北的“王牧师”。
中央立刻派人核查,终于搞明白,“王牧师”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圣彼得大教堂牧师董健吾。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世家,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解放后受潘汉年案牵连被关押一年多,当时在上海做一名里弄推拿医生。
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董健吾”词条披露:1961年初,中共中央委派陈赓来沪看望董健吾。陈赓是董健吾在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时的上级。同年,董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对于董健吾与中共中央的渊源,这家网站介绍:董受宋庆龄之托,经西安乘张学良座机到延安转赴瓦窑堡,递交致毛泽东、周恩来的密信,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充当秘密信使;后又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延安,对苏区进行实地采访。事后埃德加·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闻名全球,中共故事走上世界舞台。
董健吾利用牧师身份,营救过多名共产党员。民国19年(1930年),中共上海组织决定由董负责筹集经费,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后代。董以牧师身份兼任院长。收养的孩子中,有彭湃烈士之子彭小丕,恽代英烈士之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毛泽民将毛泽东的3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送入幼稚园。在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大同幼稚园停办,岸英、岸青仍由董负责抚养(岸龙已病故)。党组织补贴经费中断,董一家以做纸花、帮人洗衣被等维持生计。至民国25年(1936年),由董筹资10万法朗(张学良资助),将岸英、岸青送苏联学习。
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这位在中共历史上立下殊勋的“红色牧师”,生前在《人民日报》上却无一字报道。董健吾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已是1988年。
宋庆龄基金会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怀念宋庆龄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岁月,提及1936年1月,宋庆龄把董健吾请到家里,要他带一封重要的信件,立刻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为了途中安全,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博古的接待。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报告。在此前后,陈立夫指示设法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中共长江局张子华接触,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就此得以恢复。
董云飞在回忆父亲《护送斯诺进入苏区》的文章中描述,董健吾与斯诺的接头颇具戏剧性。他在西安招待所旅客登记表上查看到斯诺之名,找到斯诺,以暗号相对:“在北平的MoS吗?”斯诺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各自拿出写着英文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拼对相符,两人接上了关系。经过多天接触,斯诺对董健吾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记》中说:“我发现即使仅仅为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斯诺的惦念,让董健吾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受到迫害,1970年12月25日病逝,在病榻留语:“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8年9月,原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