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出狱的前前后后:十年一梦 恍如隔世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时既表示怀疑,可又不愿放弃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为了稳妥,便决定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了张春桥住地,知道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

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4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姚文元了解到,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江青参加,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这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他被人领到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当听到宣读后他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去,而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做好准备的行动人员,此时竟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可以说,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十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护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将自己的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对于这一点,林彪那伙耍枪杆子的不必说,就连姚文元之前耍惯了笔杆子的陈伯达,此刻也望尘莫及。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

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

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

擅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姚文元在这里用了几个很特别的程度副词。在谈到与张春桥共同密谋迫害曹荻秋时,他用了“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这里的“专门”二字很值得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参与迫害曹荻秋这个事实,曾讲过这个问题,但不是专门讲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讲一讲,你如何定罪?

另一点就是他说自己“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这里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为迫害已是事实,但也只是“画过圈”,属于一般的工作问题,并不是自己“一定”要这么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还有在最后,他也只承认“这一点要负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

由此不难看出,姚文元无论如何狡猾地为自己辩护,他在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反革命行动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赖不掉的。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入狱后,他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

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