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友集团郑卫宁妻子残友集团创始人、电大学子郑卫宁:创业只为改变一种活法

201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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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残友集团,以及所有分公司都建立了这种无障碍工作生活环境.宿舍和办公场所一般都选在一楼,或者一定要有电梯,哪怕因为场地不够,两者只能分开,也一定要紧挨着."无障碍"不仅仅是硬件上的,还包括情感.沟通方面的.深圳市残友软件有限公司占炉华曾在南昌一家大型企业做到部门经理,他和同事们小心翼翼地相处,同事们担心伤害他,而他又有着残疾人天生的敏感,彼此都很累.他还认为,残疾人在商业公司上升的空间有限.所以占虽在南昌结婚生子,生活稳定,仍不顾父母的反对,于2008年12月来到深圳"残友&q

残友集团,以及所有分公司都建立了这种无障碍工作生活环境。宿舍和办公场所一般都选在一楼,或者一定要有电梯,哪怕因为场地不够,两者只能分开,也一定要紧挨着。

“无障碍”不仅仅是硬件上的,还包括情感、沟通方面的。深圳市残友软件有限公司占炉华曾在南昌一家大型企业做到部门经理,他和同事们小心翼翼地相处,同事们担心伤害他,而他又有着残疾人天生的敏感,彼此都很累。他还认为,残疾人在商业公司上升的空间有限。

所以占虽在南昌结婚生子,生活稳定,仍不顾父母的反对,于2008年12月来到深圳“残友”。至今,他仍觉得这里是“世外桃源”,人际关系纯粹,没有商业公司里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更能通过努力证明在无障碍环境里,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

“残友”何以成就这样的模式?必须解剖创办人郑卫宁。

郑有先天遗传重症血友病,年轻时,在武汉一家福利厂工作,1980年辞职,因在体力活上,残疾人没有优势。之后,他先后读电大中文班、法律系、企业管理等,1991年毕业,但就业困难。

因为其父是军人,所以每次发病时都有战士为他输血,在父亲去世后,为了能让他安全输血,母亲于1995年带着全家搬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失去了原有的互动的邻里关系,他的残疾也日益严重,无法再骑自行车了,白天,妻女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和学业,他只能在家里看电视、报纸。后来,他患了抑郁症,自杀过三次。

“残疾人原本没有梦,后来只有一个梦,就是自己能养活自己。”郑卫宁说。但那时,他连这个梦都破了。

妻子鼓励他活下去,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一本电脑入门书,他开始自学电脑,他因此发现网络的奇妙,它不仅屏蔽了残疾人行动不便的弱势,更让残疾人强势起来,因为他们不便逛街、娱乐,残疾和寂寞成为学习的最好条件。

之后,他开始联系其他残疾人在自家成立“深圳残疾人电脑兴趣班”,聘请一位退休教授对他们进行免费培训。母亲于1999年去世,留给他30万元用于输血的存款,一辆轿车和2套房子。郑将2套房子打通后,做兴趣班。当时联系到的残疾人只有4人,再加上他自己,竟成为现在“残友集团”的元老。他们最初创建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站,在郑的家里免费吃住,不计工资。

如今,郑卫宁在解释这个举动时平淡表述为,“就是为了解决寂寞,改变一种活法”。现任深圳市残友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是最初创业的5人之一,他称,郑的妻子非常支持他,还经常给他们做夜宵,他认为“大嫂不想失去大哥(郑卫宁)”。

干四年,养一生

这个“残疾”的天然基因,注定了“残友”的特殊性。他们用实践实现了从“越是残疾,越要美丽”到“越是残疾,越是美丽”的转变。

1999年创办的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到2000年就成为世界点击率最高的非营利性网站。当年,一家网站计划以1000万收购该网站,但遭到一致的反对。

“因为他让我们全部回家。健全人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残疾人什么选择也没有。我们不想再回到家里。”刘勇说,“那时,我们就想打破世人对残疾人的传统看法,实现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一样有家庭的目标。”

但网站并不盈利,所有的设备投入、吃喝费用都是郑卫宁一人支出。李虹于2001年进入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他在沙发上睡了半年。

但他们不觉得苦。李虹要在这里洗刷他以前的耻辱,“以前的公司只看我的工作表现,却不看我在生活上要比健全人付出很多的事实。我一定要打破旧观念,在无障碍条件下,残疾人和正常人一样”。李虹是浙江衢州人,北大物理系毕业。之前,他在北京、东莞等地工作过,但因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行动极为不便,对工作环境要求很高。

就在郑的30万存款快要花光之际,他们挪出5台电脑,于2001年开了一间网吧,这为他们赚取了第一桶金。后来电脑添置到40台,最高时一个月收入6万元。2002年,他们开始发工资了,每人都是500元。几年后,网吧收入逐渐下降到每月1万多元,而网页制作和设计也开始有了收入,每月1万元。

是继续做服务还是做高科技?选择题再次摆到眼前。最后他们选择了高科技,将网吧交给政府,至今作为股份,每月仍有几千元分红。

李虹的价值开始显现。他们接到的第一个大单是5万元,制作软件,但是当时无人懂软件编程,李虹让人购买了一本软件方面的书籍,一边看书一边制作,后竟完成了任务。这实现了“残友”的高科技转型,此后才有软件公司、动漫公司的诞生,“残友”老员工将李虹视之为天才、功臣。

2003年,李虹成为深圳市十大技术标兵的软件标兵,2004年获世界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软件编程的第五名。

但2005年12月31日,刚刚结婚的他发病,心力衰竭,自此病退。郑卫宁回忆说,当年,等李虹住进病房后,他一人开车到莲花山想了很久,一方面,公司还很弱小,财力单薄,而李虹虽然只在公司工作了4年,实际上奉献了自己一生。按照社保局的建议,如果工作一年补助一个月工资,就很人道了,但郑认为,这无疑是加速李虹的死亡。

当晚,他发短信给5名高管,建议建立退养制度,1名高管坚决反对,他担心这样会拖垮企业。而郑卫宁认为,没有李虹就没有“残友”的转型,所以即使“残友”垮掉,也不能不管李虹。最后7人投票表决时,最终6人支持建立退养制度。这个制度是,凡“残友”员工无法工作后,公司仍按其工作期间的最高工资标准支付其生活补助,直到他生命终结。

现在,退养在家的李虹每月享受3600元的生活补助,他的妻子是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两人通过网络相识。他的父母退休了,也来到深圳照顾他。一家人租住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房租2500元。

在李虹的心里,深圳比故乡更有归依感。

“在‘残友’大家庭里,没有谁抛弃谁。大家庭不抛弃,个人才不放弃。爱是同受苦难。”他说。

而郑卫宁的想法是: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不一定有下辈子,对自己身边的人好一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再见。

目前,残友集团已有5人享受退养,最高的每月生活补助5000元。5人中,最短的工作年限为4年,最长的8年。

而郑认为退养制度并非负担,反而让公司实现了更多的利润,因为这是一个激励机制。“他们把一生托付给残友”。

孵化之路

2005年,“残友”从家里搬出来,办公场所获得深圳市政府的资助,其独特的管理模式也于此时开始系统地建立。

之前,郑同时聘请了2个保姆,2个行政人员,负责做饭、安排车辆等工作。在郑的家里,最多时,员工达26人。从1999年开始,就有义工、社工经常来帮忙。郑发现,行政管理人员只把这当作一份工作,其专业素质、爱心都与社工、义工有天渊之别。社工、义工本来就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又受过专门的训练,服务比行政人员要好很多。

所以,残友自2005年始“去行政化管理”,引进义工和社工为主的专业服务,成立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2005年成立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2009年成立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2010年成立深圳市残友社工服务社、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义工队等。目前,这些社会组织除了接受了罗湖和珠海的智障人员的日常托养业务外,主要为“残友”内部员工服务。

由此,“残友”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更似一个混合型社会组织。

目前,残友集团共有1200名员工,其中服务人员不到100人。自引进社工、义工后,伙食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质量也大幅调高。

以2008年为界,之前的“残友”,以深圳为中心,在产业链上进行不同行业就业的尝试,因为软件公司只能解决理科残疾大学生就业,为了解决文科残疾大学生就业,又创建了动漫公司,后为了解决低学历的残疾人就业,创建电子组装公司,组装山寨机、MP3等。目前,仅组装部分残疾人就有370人。为了解决重症、卧床的残疾人就业,还开设电子商务,让他们在家就业。“残友”接到业务后,分派给他们。

2008年后,“残友”开始社会企业孵化之路。在20多个城市创办“残友科技”分公司,结合当地实情,开展各种业务。未来,他们计划在全国重点城市发展69个分公司。

其投资方式是,与当地的科技、民生部门合作,一般由当地提供几年的免费场地,由“残友”出资装修、无障碍工作生活环境的建设、购置设备、派驻10到20人的管理、技术团队,开展培训等工作等等。“残友”要保持对每家分公司的51%的控股权,分公司总经理由基金会和集团委派,集团决定分公司资金使用方向等等, 并要求所有分公司残疾人就业比例必须达到70%以上。

“残友”要求每个分公司要从一开始就实现盈利。所采取的步骤是,第一步是前店后厂,由总部到当地签订合同,也由总部生产,总部只收回成本,利润全留在当地分公司。第二步是协同作战,3-6个月后,派驻团队和当地残疾人负责当地的维护任务等。再半年后,完全本地化,总部人员撤走,本地残疾人自治。

然而,现在“残友”已现资金压力了,因为发展一个分公司就失血一次。

在深圳的各个分公司,盈利部分的三分之一用于基金会,三分之一上缴集团,三分之一用于分公司当年的奖励。而“残友集团”虽控股所有深圳以外的分公司,但却不参与分红,所有盈利都留在分公司,使之真正本地化,实现残疾人当地就业。

郑卫宁认为,抽走利润就会限制分公司的发展,如果让他们自己发展,多年后,也许某个分公司会比总部还好,“不要以深圳作为残友的最高高度”,另一方面,如果深圳总部的资金太多,总部就没有了压力,就有官僚化的可能。

边“负罪”,边创造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各地分公司的社会企业的属性,所有分公司8小时以外的管理,均由总部派驻社会服务人员,工资亦由总部发放,以保证分公司员工在生活方面和总部一样。

之所以不将分公司的后勤交给他们自己,是因为郑卫宁不信任别人,他认为,人都会变的,“虽然同为残疾人,但还是担心管理者削减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郑也不相信自己,5年前,他把签字权交给集团总经理刘海军,他自己出差回来,也贴票报销,并有证明人。

他还不相信他的身体,认为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所以在2008年一次病重时,他将个人持有的残友集团90%的股份,和各地分公司51%的股份全部捐赠给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在捐赠以前,他也从未参与分红。2009年11月18日成立的基金会,只使用于残疾人事业,近期任务是让弱势群体高端就业。

捐赠解决了“残友”的“后郑卫宁时代”的产权问题,使得“残友”变成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并将“残友”交给一个比较完善的体制,而不是个别精英,并保持“残友”“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原有模式。

“因为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长短,所以越早淡出越好。如果我明天死了,公司照常运转。作为一个一级残疾人,在40岁之后开创了一番事业,实属不易,我要好好画一个句号。”这是郑卫宁做得彻底的原因。他甚至把他近年获得的几百万元奖金全部捐给郑卫宁慈善基金会。2009年他以捐款663.73万元,位列当年深圳市慈善个人榜第三名。

对此,郑卫宁称,当初他没有想到为残疾人谋利,只想为自己改变一种活法;现在也没有想过为所有残疾人谋利,只想为身边的残疾人多做些,如果有能力,就多解决一些残疾人就业。解决一个残疾人就业,就是解救一家人。

他甚至自称,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为了身边残疾人利益,可以不顾其他团体的利益去抢资源,“因为残疾人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很有限”,“千百年来,只有互联网才使残疾人有了崛起的可能”。

“所以我们挣钱没有商业社会里挣钱的快感,而是为换一种活法而挣扎。”郑卫宁说。他曾经自杀,因为觉得自己是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每年输血要花费12万元到15万元,重症后每年需要20万元,妻女的收入只够输血。他的工资在扣除社保后只有7000元,因还患有糖尿病、丙肝等6种病,所以只够他的日常用药等开支,但他“从未动用公司的一分钱”。

只有工作才使他在“高成本的苟延残喘”中获得平衡的快感。

在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摆放着各种荣誉证书、奖杯,以及他和领导们的合影,他不避讳他很在乎名誉,作为残疾人,他不能逛街、吃喝玩乐,而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的家人越为他自豪,他的平衡感就越大。

“残疾人都是在一边负罪、一边创造价值中挣扎着。”郑卫宁说,“因此,在残友,所有高管都是重残人员,因为他们更加努力。”

2009年,他在获得“全国自强模范”时发表获奖感言说:“别人是在生的欲望驱使下成就自己,我是在死亡的影响下成就自己。今天能做的,不会留到明天”。

生活的“接轨”

在工作中找到自信之后,他们更有信心“对接”外部世界。

深圳市残友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是陕西人,他在3岁时摔倒,导致脊柱侧弯,体内至今有32根钢丝,1根弹簧,身高1米左右。

1983年,他随父母来到深圳。1999年,他在申请某报的报刊点时,被以“影响市容”为由遭拒绝。1999年下半年,他认识了郑卫宁,因此改变了人生。

虽只有初中文化,但经过学习后,刘勇于2000年获得全国残疾人网页设计大赛的第一名,同年获得世界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网页设计亚军。

他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牵他的手,父母经常会嘱咐两个姐姐在他们百年之后照顾弟弟。而现在他是家里做得最好的,工资有4000元,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会站在门口等着他。

他原本为自己的婚姻担忧,但现在离婚后再婚了,第二任妻子是健全人。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幸福,残疾人一样有离婚的权利,有选择配偶的权利,也有选择幸福的权利。只要相爱,身体不是障碍,而且残疾人更加珍惜感情。”刘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