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我就是《人民的名义》里股权被卖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
周梅森,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出版有《周梅森文集》《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周梅森读本》《周梅森反腐经典小说》以及《梦想与疯狂》《天下大势》《军歌》等长、中篇小说多种。
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有《人间正道》《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等多部。曾多次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编剧奖。
因曾在政府挂职,并与一些官员多年交往,周梅森得以了解官场运行的逻辑。而很多熟识的官员犯下错误,以致锒铛入狱,他也深为惋惜。在《人民的名义》中,他借由虚构的H省,写出了自己七八年间的观察和思考。
“各地反腐风暴愈演愈烈,H省平静异常”,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侯亮平去该省办案,风声走漏,目标人物逃跑。由此,他接触到曾是自己老师的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分别担任省公安厅长和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两位同学祁同伟、陈海,以及能干却跋扈的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逐渐发觉省内官场的许多“潜规则”。
小说里的故事看似夸张,但许多是周梅森亲眼所见。借人物之口,他解释了书名的两种含义:一种是坚实的政治信仰,另一种则是以“人民”为矫饰,谋取私利。
我要感谢曾经的那场官司
记者:大概有八年,你没写政治小说了。
周梅森:我一直关注中国政治生态、社会形态。2008年,我的最后一部这类小说叫《梦想与疯狂》,后来不是没做,实际上写了三部,但都没写完。我写的政治小说非常多,写了腐败愈演愈烈,有一些很熟悉的人腐败掉了,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想想真是可惜,能人腐败啊!
记者:有没有典型的例子?
周梅森:比如曾在我们江苏宿迁的仇和,多能干的一个人啊,也没能抵御住私欲。他后来调去云南,当昆明市委书记,希望我去看看,我一直忙,没有去。他出事以后,我就问自己:如果我是仇和,会不会掉进这种私欲的陷阱去?
我不敢替自己打包票,也不相信别人的信誓旦旦,因为各地的一把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当地都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长期拥有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人的心态和行为很难不受到腐蚀,而大刀阔斧干事的人一般都会有个特点,那就是作风霸道,这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是能成事、敢负责,另一方面就是权力不愿受制约,就容易出事。现在腐败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能人腐败。
记者:因为什么契机,你写完了这部小说?
周梅森:两年前,高检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出面写反腐,我回绝了,当时心情也比较灰,正打着官司,一直愤怒着。
现在想想竟要感谢这场官司了,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人民的名义》。那时我卷入了2014年民营企业倒闭潮,我隐名持有的徐州当地一家银行的股权,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了,他资金链断裂,银行要收股权,而手持股权证自以为高枕无忧的我就此卷进了两年多的股权官司,它让我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地方经济的问题,对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这场股权官司就此走进了《人民的名义》,我就是小说和电视剧里股权被卖掉的倒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
我和工人们一样,陷到这个官司里面去,此前几十年赚的钱损失了。因为这是自己正经历的事,我把它作为主线,竟然把我以前搁置的小说救活了,而且写得特别顺手。再加上中央的反腐成效越来越大,让一直静静观望的我有了信心。别的不说,一直管不住的吃吃喝喝的嘴居然真管住了。
新闻揭露的很多东西比我们的描写精彩得多
记者:小说里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非常强势,就令人担心会走上腐败的路。
周梅森:如果有下部的话,也许会,伏笔都已经埋好了。他为官30年,很可能哪一笔账有问题,这不敢保证,而且他确实不喜欢被监督。
记者:书里写到,为清点某贪官家里的现金,用坏了12个验钞机,新闻报道过类似故事。
周梅森:我现在发现,新闻揭露的很多东西,要比我们的描写精彩得多。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文学怎么跑得过新闻?说实话,深度报道出来以后,就让文学家无事可做,不敢做,没法做了。所以文学要从人性上深刻地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特定的人物命运,要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写出来。
报道中的腐败,总是多少亿,多少东西,仅仅是数字,不知道腐败对人民、对老百姓的伤害。我写一个破产厂,在腐败的侵蚀下,人民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拥护反腐。你弄走三个亿,关我什么事,有本事你把市委大楼抱回家去,反正我家楼你们扛不动就行了。
写反腐作品,你一定要把腐败如何伤害你我他讲清楚,这是作家能做的。你应该写什么像什么,写到哪一个层面要像哪个层面。不是我要把局做大的。没有这个局,没有这么大的场面,我无法展示我想描述的,对这个社会,对目前政治生态的切身感受。
记者:你塑造的正面人物,包括空降的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当然有很好的政治理念,但富有经验,很会算计,会考虑维持平衡,并不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周梅森:对,这一类的文学将越来越接近生活本质。但像我这种小说,还不可能完全写出生活的本质,很含蓄,只要能看得懂就行了。比如说他保护李达康。高育良来汇报,如果是个胆小的官员,马上就吓坏了,或者向中央报告:“这人有问题,副书记给我汇报的。”
他的个性是,刚来,要干事。李达康是能干事的人,你打个小报告,我就把他拿掉了,那你给我干事?600万人问你要饭吃吗?他有这个心态,所以下面还有一句:“把麻烦按在省内吧!”五个月下来,他头发都白了一半。反腐败很累,尤其是我写到2014年的时候,反贪的和被反的日子都不好过。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较量都还没结束。
一心为百姓做事的官,付出的艰辛远大于其他事业
记者:你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与当初在徐州政府挂职有多大关系?
周梅森: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仅仅挂职了一年市政府副秘书长,但让我充分了解了我们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有些官员完全是两种心态,过去说“两面人”,对着公众说一套,私底下朋友们说一套,有可能他们白天做报告,晚上喝酒的时候就讽刺自己的报告。
后来又叫我到江苏省公路管理局去当副局长,任命书拿了,我一天都没有去。当时认识的一位官员,后来升迁了,最后一次碰到他,是一次高峰论坛,他主持得很好,后来没多久就出事了,挺令人惋惜。
记者:不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以后,你了解官场,主要通过什么途径?
周梅森:做秘书长,仅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应该反观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愿意做那个秘书长?把话说穿了就是有官瘾,想做官。首先我有这个想法,关心权力,也希望弄点权力试一试,看看咱能给人民造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我密切关注权力运作,所以我愿意去。挂职当秘书长前,我比较极端,对官员基本上是否定的,有点像愤青;去了以后,扎进去,我的认识和立场改变了,很多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官员角度考虑问题。
记者:挂职那一年,你的“官瘾”满足了吗?
周梅森:这是一句玩笑话,实际上官是非常不好当的,非常累。假如你是个一心为老百姓做事的官,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远远大于其他事业;如果说为了捞好处,安排七大姑八大姨,为腐败去当官,那得要找含权量大的官来当。我密切关心中国的政治,你不关心它,它关心你。它影响咱们的生活,政府一项政策出台,可能就会使你的房子升值或者贬值。
权力特别腐蚀人。开头我不习惯“秘书长”这个称呼。“秘书长”喊谁呢?原来是喊我。要想干点什么事,一切都给你安排得好好的,老远就把门给你拉开了。我1990年就拿了驾驶证,因为我的眼睛不好,看着红灯直接就开过去了。
把警察气得呀,他在那里站着,明目张胆一个车就开过来了,马上打手势阻止我。他一看我那个车——42号,是政府四套班子的车,马上从拦车变成敬礼,从那里就过去了。我几次说过,贪官的堕落,可能就是从第一次闯红灯没得到及时制止开始的。
今天的奋斗决定家族的未来
记者:小说里有很多干部出身贫苦,为什么这样设置?
周梅森:我没有关于出身的限制。书里面的刘新建,不是高官出身吗?主人公侯亮平,我恰恰没有给他设定任何出身,定他来自干部家庭不好,定普通工农家庭也不好。我干脆像法官戴假发一样,把他的正面掩饰起来,这个人物有点符号性。
为什么公安厅长祁同伟,我要这样设置?这个时代创造着奇迹,很多一无所有的人改变了命运,我们今天的奋斗决定家族的未来,你或者成为三代贫户,或者富贵。在急剧变化中,权和钱在结合,道德在崩溃,规矩都乱了,一切空子都可以钻。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反腐多么必要。我有切身之痛,所以把他设计成底层出身,成功地爬上来了。最终,通过一首纯真的儿歌,他找到了当年像一张白纸时的人生。
记者:李达康的太太欧阳菁喜欢看《来自星星的你》,这有原型吗?
周梅森:生活中好多中年妇女是戏迷,而且能够看七八遍,非常真实。一些中年妇女渴望爱情,内心干涸,又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像李达康这样的人物,欧阳菁控诉他,我对她充满同情。
李达康有他的毛病,当官时间长了,夫妻吵架都冒出官话,变成人性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他又何尝不是真诚的呢?他算账很清楚,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想青史留名。他老婆追求的是什么?外面的财物再宏伟,也不是咱家的,抱到咱家,你孩子才可能到海外留学,你才有能力使我生活得更好,住上大房子。
这是两种不同的追求,所以他们离婚非常正常。不能说李达康是假的,但真有一个李达康在你身边,你不会成为他的朋友。这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记者:“好官”一定会成为这种没朋友的人吗?
周梅森:我提供这些事,是政治的一种生态。至于他是好人是坏人,怎么和他相处,那不是我的事。
李达康的确是好人,但就像海瑞这种人,你没法接受。老婆新衣裳都穿不上,一天到晚打补丁。大明王朝没有高薪养廉,俸禄非常少,饭都吃不饱,你怎么办呢?你对家庭负起责任了没有?欧阳菁的理论,我摆出来给大家看,大家来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