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的讲话 变与不变——今天我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的讲话(李镇西)

 今天是我新学期第一次给大家讲话,我想以刚才的录像唤起大家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这几段录像,刚好反映了我们学校紧张工作和轻松娱乐的时光,是我们一起走过的平凡的日子,我们还将一起走下去。我们的老师都是平凡的老师,比如冉光辉老师,他平时一点都不“光辉”,很低调,但他的温暖却留在了他学生的记忆中。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变与不变》。

 刚才袁伟老师讲了他们去昆明参加培训的收获,谈了“微课”和“翻转课堂”等等。我想,还有“慕课”“云教育”“大数据”等等,现在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对教学的影响,逼着我们学习,不然就落伍了。这就是“变”。有老师总是抱怨“总在变”“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学那个”等等,其实,从哲学上说,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如果不变,肯定落后。

 今天我讲四个问题:关于师德,关于改革,关于质量,关于阅读。

 先看几张照片,这是暑假里面我们校园新增加的一个景点,一个小巧美丽的八角亭。这是我去年校庆我们埋在地下的“文物”而修建的。亭子下面就是埋藏物。这个亭子还没取名,暂时叫“校庆亭”吧!我为校庆亭写了几句铭文——

校龄十年,历史一瞬。日月同行,风雨兼程。

践行常识,恪守良知。师生互爱,亦亲亦敬。

教学相长,如切如磋。朴素最美,幸福至上。

图文并茂,深埋在此。影像俱佳,珍藏于斯。

教书育人,记载今日。传薪续火,勖勉来者。

 这个亭子取好名字后还应该有一个匾额。不必请名人,我们就向全校师生征集亭名和题匾。谁取的名字好,谁题写的匾额好,我们就用谁的。

 校庆亭下埋着我校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用行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和学校的历史。我们应该问自己,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这历史?     关于师德。区教育局上学期期末发文,要求各学校至少用三天时间集中学习师德。

我想,即使用三个月时间学习,未必就能解决师德问题。师德首先是行动,不是表态。因此,我们大大缩短了师德学习的时间。我想在这里强调“三讲”,就是讲底线,讲践诺,讲信任。

 对工作应该“讲底线”,底线就是遵守规则,坚守良知。或者说,规则和良知就是我们的底线。规则是外在的约束,良知是内在的自律。规则指国家法律和学校各种制度,比如教学规范,作息制度等等。遵守规则就是遵守底线。

有些东西是不能讲价钱的,比如遵守学校制度,比如服从大局,服从工作安排,当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发生冲突时,无条件服从学校安排,这都是规则。否则任何学校任何单位都无法办下去。我听相关分管校长说,这次的工作安排很好,过去出现的有人讲价钱或不服从安排的现象没有了。这非常好,这就是“讲底线”。

 讲底线,还包括遵从内心的良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还要问问自己的良心。比如,体罚学生,就算没有制度约束,我们自己也会告诉自己,不应该那样。再说远一些,我们一生的教育,都要遵从自己的良知。

我们不是为别人在做教育,是为自己做教育,是为自己的良知做教育。有些违规的事,就算没有外在的规则,我们自己的良知也会约束自己的。这份良知,是我们从事教育的唯一的动力。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是一个有良知的教育者,对此我问心无愧。

我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都是行随心走。学校有一个“镇西资料馆”,就是我三十年教育良知的见证。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区教育局决定建一个“李镇西教育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名称太大,我承受不了,还是低调些,叫“镇西博物馆”吧。上学期后半期才真正弄好。大家看我拍的照片,我重点给大家讲讲。

 进门便是我自己写的“自画像”:“这里的每一行文字,每一幅照片和每一件实物,都见证了他教育成长的足迹。他有过改革的成功,也有过探索的失误,有过引以为豪的硕果,也有过追悔莫及的败笔。无论如何,他的经验,或者教育,客观上都已经成为广大一线教师共同的财富。

”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照片,这是我现在上课的照片。大家看,这是我年轻时和学生在一起的照片,我当年给学生刻的歌单,这是未来班和谷建芬老师交往的信件,谷建芬老师给我们谱的班歌,这是我初中、高中的作文,寒暑假成绩通知单,还有大学准考证;这是我从乐山调往成都时,学生送我的礼物,是他们最后一次语文作业的合订本本;这是我年轻时代的备课本和给学生批改过的作文;这是我的工作笔记,当年每一天我琐碎的工作都有记载,找学生谈心啊,家访啊,等等;这是《爱心与教育》中提到的那个万同所抄写的《烈火金刚》;这是几张信封的封面,20多年前,我在成都市国土局的同学想举报其局长搞腐败,但怕认出笔迹,便请我帮他写举报信,我写好后分别给中纪委、省纪委、监察部寄去了。

几个月后我问我那同学有没有什么反应,他说有反应,就是局长在会上说:“哼,有人还想举报我!”但几年后,这个局长还是因腐败而落马了,但不是因为我写的举报信,而是他“久走夜路必撞鬼”……这是我写的第一篇论文,写这些论文从来不是因为校长要求或者因为要评职称,完全是我自己有感而发;这是出版的部分著作……许多人看我这资料馆后都觉得“震撼”,其实,我不过是凭着自己的良知自然而然走到了今天。

每一个老师都可以有这样的足迹。

 对自己应该讲践诺,就是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上学期期末,我和大家都签订了承诺书,彼此都有约定;我们每学期开学典礼上还要宣誓。签个名宣个誓都很容易,但关键要做到。其实,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我是否保持着第一天走进校园踏上讲台时的纯真?那份理想,那份热情,那份憧憬,那份对教育也是对自己的承诺……这就是践诺。

怕就怕三年五年过去了,心麻木了,什么都“就那样”,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说话不算数。而践诺,就是对自己的诚实。

  中国本来是有着讲诚信的传统的,但现在的中国人,不讲诚信的人越来越多。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国的群氓现象——平庸的邪恶》,说的是“安利”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遭遇。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

他们第一站到了上海,这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应该说人的素质也相对比较高。但他们却遇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

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因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

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

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

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

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他们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一句很伤中国人自尊心的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听着这话我们的确感到受不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国人的确有太多的“平庸的邪恶”了。起码的良心,起码的诚信,都不讲了!好,说回教育,我们作为教育者,是不是应该有起码的诚信呢?

对别人应该讲信任,就是与人为善,以人为善。与人为善,是和别人打交道用善良之心待之;以人为善,是把别人都视作善良的人。不要老把别人想得那么坏,对同事对的朋友,不要搞有罪推理,彼此之间相处简单些。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信任。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假期里,教育局突然通知,叫各学校老师自愿报名,申请赴日考察。其实全市才五六个名额,但每一个人都有报名资格,每一个学校可以报一个候选人。傍晚下通知,次日十点以前就必须上报名单。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接到了手机短信通知。

但时间紧,不可能把大家召集回学校讨论或表决,于是我和衡书记便商量报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廖安庆老师,衡书记也想到了廖老师。理由就一个,人家廖老师一辈子兢兢业业,工作踏踏实实,现在快退休了,应该给别人这么一个机会。

如果有人有意见,我愿意当面和他讨论甚至辩论。第二天我们果真上报廖安庆老师的名字。但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希望报潘玉婷老师,因为“潘玉婷老师的条件更容易在市上去竞争”,我一听便坚持要报廖安庆,我说了我的理由,后来领导便同意了。

潘玉婷老师知道后,也给我发来短信,说她特别敬重廖老师,应该报廖老师。其实,当时我们就知道,报上去还不一定成,但这个机会应该给廖老师。好,这件事后来老师们也没说什么,大家都认可,但是如果在一个互不信任的环境里,报廖安庆老师,也许有人就会说“领导专制”“一个人就决定了”“不民主”,如果报潘玉婷老师,也许有人还会说“为什么每次优秀先进都是某一个人”等等。

其实,有时候有的事是没法解释的,也没必要解释,需要的是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学校新生的校服制作。前段时间不断有一个厂家给我打电话,说希望做校服,我反复给他说我们是招标,他便要我给他一个机会,我就把他的手机号给了负责此事的唐剑鸿副校长。

后来那个人果真来参加竞标了。当时,招标活动有家长代表有教师代表,完全按规则操作,结果那个厂家居然以遥遥领先的分数中标!其实我现在想都没见过那个人,但如果彼此不信任,有人也许会说:“校长亲自介绍的厂家中标,肯定这里面有猫腻!”当然,并没有人这样说,我只是假设这种情况。我想说,大家应该保持彼此的信任。不只是我和大家,老师之间都应该保持信任。

 关于师德,其实我经常的说的一句就是师德:“请把对学生的要求,拿来要求自己。”教师自身的行为,就是最好的教育。比如,如果学生看见你在食堂浪费饭菜,你就没有资格教育学生。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师中午吃饭的时候最后倒掉许多饭菜,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你自己打的饭菜吗?吃不了那么多为什么要打那么多呢?打了又吃不完最后倒掉,多可惜啊!

这学期我建议老师们和学生一起吃饭,当然也许刚开始老师们不习惯,那我们可以先轮流安排老师和学生一块儿吃饭。我反正已经想好了,从这学期开始,我尽量在学生食堂吃饭。

 我们还要多想想:“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和我有没有关系?”五千文明的年中国,懂礼仪,讲诚信,重人格……我们现在还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吗?我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的国民?

关于改革。本来我校是改革试点学校,各方面应该走在前面,但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不领先了,因为这次暑假开校长研讨会,区教育局已经决定在各个学校扩大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推行各种改革,比如经费的独立使用,人员的流动,等等,全区都要动起来。本来这些事,我们学校上学期就应该做的,但因为各种方案我希望都由老师们来讨论制定,没有成熟就别急着行动。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按兵不动。

 但本期一定要完成这么几件事。一是选修课的开展——我说的是真正的选修课,要重在“选”,而不是“修”,要真正符合学生的兴趣、好爱和个性。千万不要强迫学生“选”哪门课。另外,所开设的选修课,一定不要弄成“数学提高班”“英语强化班”“语文拓展班”之类。

二是收入分配的改革,大家制定出相对科学的分配制度,合理拉大距离,让参与改革的老师受益。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孤立地搞调查,估计所有人都会说反对“大锅饭”,但实际上如果真正打破大锅饭,有人又会有意见了。

但我们的分配一定要打破大锅饭!三是双向聘任制度的完善。我们的双向聘任搞了好多年,最开始还比较认真,也有效果,但后来越来越草率,所以我们上学期就没搞了,我的观点是,宁肯不搞也不要走过场。但双向聘任肯定要搞的,这学期我们就要靠大家制定出科学的制度,我的想法是岗位和收入捆绑挂钩,让大家选。

 一件一件的事扎扎实实地做,让改革推动学校发展。

关于质量。狭义的质量,当然是指初三的质量,今年初三考得很好,创造了历史新高,明年一定要再创辉煌。这不只是对社会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质量从课堂来。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好课堂好教育》,发表后反响不错。这里谈谈文章的观点。

所谓“好课堂”,就是“有趣”加“有效”。有趣,就是能够吸引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兴趣盎然,心情愉悦,如沐春风,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下课后盼着第二天再听这位老师的课。有效,就是教师完成了教学任务,而学生们有成果——无论知识的,能力的,情感的,思想的,总之有收获。

有趣,是手段;有效,是目的。如果只是有趣而没有效,课堂就成了看小沈阳,搞笑而已。但如果课堂没趣,只追求所谓的有效,一味地灌输,这样的课学生不爱听,也很难达到真正的有效。

如何才能达到“有趣”?方式可以有很多:语言的诙谐风趣,让课堂妙趣横生;将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相联系,让学生觉得学知识其实就是学生活;引导课堂讨论甚至争鸣,让学生的思想碰撞;组织学生参与课堂教学,让学生自主学习……这些都能让学生感到课堂有趣,因而全身心地投入。

如何才能达到“有效”?方法和途径有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教师“教”的过程变成学生“学”的过程,而所谓“学生‘学’的过程”,应该是学生彼此互相讲解知识的过程。因为最好的学习,就是给别人讲,这是个常识。

多年来我们把这个常识给忘记了,不停地给学生讲,却不让学生讲。于是,知识在我们教师头脑里记得越来越深刻,学生却什么都没记住。而近年来不少学校的老师遵循了这个常识,并利用了这个常识,让学生在课堂上不停地给别人讲,成绩当然就提升了。“有效”当然不只是指成绩提升,但这是一个最重要也最直观的指标。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就是有趣有效得好课堂。我知道现在不少人对杜郎口中学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但我一直是杜郎口中学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辩护者。无论如何,在那样的条件下,人家创造了惊人的教育业绩。今年四月,当代国际著名教育理论家佐藤学参观了杜郎口中学,并予以高度评价——

我对杜郎口中学早有耳闻,百闻不如一见,让我震撼、欣喜、感动,我回去会对日本的教育同行推荐,也希望全亚洲、全世界教育同行们都能关注杜郎口的理念和经验。他着重强调说,这是一所“世界级”的学校。

第一,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没有睡觉的而学生,这了不起。世界所有国家的学校教育多年研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杜郎口解决了。

第二,杜郎口中学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念不仅是本地的,也不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的,是当今世界教育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最先进的,这是对世界教育的贡献。

第三,杜郎口再一次告诉我们,唯有把学置于教的中心,利用学习共同体,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才能产生学习,发展学生,促进学生的素养的全面提升。

杜郎口中学的“秘密”是什么?我早就说过,其实不过是遵循常识而已。最好的教,就是教会学生学;最好的学,就是让学生给别人讲!这就是常识。因此,我们要提高教学质量,就是要遵循这样的常识,想法设法在课堂上让学生动起来,学会自己学,并给别人讲。

怎么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座位要方便学生之间互动交流。我去美国看一些学校,学生在课堂上也是围坐在一起的。他们的老师告诉我,这不是校长规定的,而是他们认为,这样做最有利于学生学习,所以就这样坐了。

除狭义的质量,我们要追求广义的质量,就是每个学生都有符合自己个性的发展和提高。特别是做人第一!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考上重点高中的,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同时我们要设法给他们以发展的途径,让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的孩子也有出路。这是我们的良知所在。我们的课程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找到自信,并为将来的人生发展奠基。

当然,评价要跟上,尤其是对未能考上重点高中学生的质量评价,为此,我们要研究制定科学的评价制度。

关于阅读。武侯区教育局最近公布了《武侯教师全员阅读三年行动计划》,在我区全体教师中倡导读书。该计划提倡将活动渗透在校园生活中,让活动表现于教育行为里。武侯区教师全员阅读内容围绕年度主题,分“全员推荐书目、学校推荐书目、教师自选书目”三部分组成。

行动计划有“六个一”行动:每天一小时阅读,每周一次沙龙,每月一期书友会,每季一堂讲坛,每期一场展评,每年一季演讲赛。成果展示有三个方面——书香班级建设成果展,书香校园建设成果展,教师年度读书人物评选。读书活动将有考核,考核情况由人事科纳入学校督导评估项目管理。参加读书活动的教师,按相关规定计算继续教育学时,并纳入教师的年度考核。

政府将按人均500元的购书费拨给学校,所有老师包括招聘老师都有份。我们学校将用这笔资金买书来赠给老师们,同时读书积极分子,我们还要另外奖书。

说实话把,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个人源于内在需要与兴趣的自觉行为,哪需要靠行政文件来“推动”。现在居然要靠教育局下发文件,并明确规定要“考核”来推动读书,这本身是很悲哀的。

一个人的兴趣其实与勤奋是没有关系的。我喜欢读书,而且真的养成了习惯。“手不释卷”我是做到了的。比如,你们看(我即兴从我的黑色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这是我随身带的一本书,一有空就看。这是《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很好的一本书,我给大家推荐。我酷爱读书,但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勤奋”。我觉得这是我的兴趣,我的习惯,关“勤奋”什么事儿呢?

一次我在飞机上静静地读书,突然旁边一位中年男子侧脸看着我,久久地看着我。我很不自在,别转过脸看着他,他不好意思了,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教书的。他说:“啊,你多勤奋啊!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勤奋的人!”我当时就觉得简直是在辱没我的智商!好像我是笨鸟先飞,明天要考试了,今天临阵磨枪地苦苦看书。

我说:“这勤奋无关,只不过是我的生活习惯罢了!一个人只要对什么有了兴趣,并养成了习惯,那和勤奋是没关系的。比如,我们成都许多人都喜欢打麻将,有人甚至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通宵打麻将。为什么?因为他们对麻将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你赞美他,啊,你多勤奋啊!这不是有病吗?”

他听了,不住地点头:“嗯,对对对。”

我继续读我的书,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叫一声:“精辟啊!”同时一拍大腿,但他的手拍错了,拍到我的大腿上了,把我吓了一跳:“怎么啦?”他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太精辟了!我一定要回去给我的员工讲讲。”

所以,老师们,一定要养成读书的兴趣与习惯,这样一来,即使没有人规定你读书,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读书了。你的书读得越多,你越相信我这句话:“和老一代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

老一代大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给大家播放一个纪录片《马相伯》。大家知道“马相伯”吗?嗯,不知道。但看了这片子后你就知道了。而且如果你知道了马相伯,你的心中一定会升起一种高贵感。

  接下来,我给老师们播放《大师·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的马相伯,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毁家兴学,培养新人。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先是震旦学院,继而震旦公学,然后复旦大学,他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自主办学的大学。

在抗战岁月,年逾九旬的他发表演说,呼吁抗战,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最后,百岁的马相伯倒在流亡途中,临终前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二十多分钟的纪录片播放完了,老师们都沉浸在感动中,不少老师在擦拭着眼泪。

我说,又过去了七十多年,中国醒了吗?老师们,刚才我说,我们和五千年文明中国有关系吗?现在我还要说,同为知识分子,我们和马相伯那个中国有关系吗?那份气节,那份尊严,那份责任感,那份爱国心!现在,还有马相伯这样的知识分子吗?我刚才还说,因为你们知道马相伯,你就比别人多了一份精神的高贵。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马相伯的境界,但这不妨碍我们仰望他,并尽可能在精神上接近他。让你们多了解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让你们的人文视野更加开阔,让你们的心里多一些文明的阳光……这,也许就是我这个做校长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