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评胡适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内容提要: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名学”特征,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正名”方法与“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

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关键词:胡适/牟宗三/元哲学/现代性研究/中国哲学的特征

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都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流派、按人头、按专题或按断代局部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然后将这些研究按时间顺序汇编在一起组成一部通史;他还应该从整体上来考察中国哲学史,去思考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是什么。这种总体思考往往是和中西哲学的比较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胡适和牟宗三正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这两人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在进入正文叙述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厘清文中使用的两个重要概念:其一,元哲学对中国哲学特征的研究属于元哲学研究。所谓元哲学(Metaphilosophy),就是对哲学本身进行哲学思考,包括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的特征是什么?”等元哲学问题。

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的回答乃是元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运用,也可以说是元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我在正文中使用了“元哲学”这个概念,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对该概念用得很少(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西方学界早在50年代就流行了),殊有陌生感,故先略作说明。

其二,现代性研究。必须把这个概念与另一个与其只有一字之差的概念“现代研究”严格区分开来。“现代研究”是相对于“古代研究”而言的,是一个研究时间上的概念;“现代性研究”则是相对于“后现代研究”而言的,是一个研究立场上的概念。

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研究,指的是站在西方哲学的“他位”立场来审视中国哲学;而所谓的中国哲学后现代研究,则是指回到中国哲学的“本位”立场来审视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是从胡适开始的,这已成为学界之共识。不过,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研究实际上也是从胡适开始的,因为胡适是用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这一点没有被学界所意识到,至少没有被凸显出来。

在日益注重后现代研究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性地去突出中国哲学后现代研究脱胎于其中且与之相对的中国哲学现代性研究,并把与中国哲学现代性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弄清楚,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时间维度上,光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本文的语境是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研究而不是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特此说明,下面言归正转。

一、胡适。胡适是用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他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的现代性研究。他于1918年写成并于次年初版的《中国哲学史大钢》(上卷)便是此类研究的开山之作。胡适研究中国哲学的落脚点是中国哲学的方法。

他并不关心中国哲学说了什么,他所关心的是中国哲学究竟是怎么说的,或者说,他并不关心中国哲学的内容。他的这种研究风格是受到注重方法的西方哲学尤其是提倡“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结果。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曾对胡适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的概括:

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他认为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括了“论主”本人的背景、时势以至个性,因此不可能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有效性,但是,方法、特别是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证验的科学方法,则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注:转引自《胡适学术文集总序》,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页。

)。

由于这一层原因,胡适对中国哲学特征的研究也是从方法角度着眼的。他在作于1921年的论文《中国哲学的线索》中把哲学的方法称为哲学的“内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

”(注:胡适《中国哲学史的线索》, 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0页。)接着, 他论证了中国哲学的方法归根到底只有两类,或者说中国哲学的“内的线索”归根到底只有两条,即老子“无名”的方法和孔子“正名”的方法,“中国哲学的起点,有了这两个系统出来之后,内的线索——就是方法——继续变迁,却逃不出这两种。

”(注:胡适《中国哲学史的线索》,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1页。)他认为, 先秦“诸子百家”经过涤汰,就留下老、孔两家,其余的作为一个流派都失之无存,只有这两家香火不断,继嗣绵延:

遗存下来的,却算孔子一派是正宗。老子一派亦是继续不断。如杨朱有“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等话,亦很重要。到了三国魏晋时代,便有嵇康那一般人,提倡个人,推翻礼法。宋陆象山和王阳明那班人,无形中都要取消“名”。

就是清朝的谭嗣同等思想,亦是这样,亦都有无名的趋向。正统的孔子重“名”,重礼制,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和董钟舒这一班人,亦是要讲礼法、制度。内部的线索有这两大系统。(注:胡适《中国哲学史的线索》,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3页。)

他还特别分析了宋明理学的运思方法——《大学》的“格物致知”之道——亦不出“无名”与“正名”这两类。他说:

他们(指宋明儒家)就找出来一本《大学》。《大学》是本简单的书,但讲的是方法。他上面说:“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就变为中国近世思想的大问题。程朱派解“格物”是到物上去研究物理……他(指王阳明)不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

物的理在心中,所以他特别地揭出“良知”二字来教人。把良知弄好了,弄明白了,善的就是善,恶的就是恶,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天下事物都自然明白了。程朱和陆王这两派支配九百余年思想,中间“格物”的解说有七八十种;而实际上还是“名”(指“正名”)和“实”(指“无名”)的嫡派,不过改变他们的方向罢了——格物还是从内起呢?还是从外起呢?(注:胡适《中国哲学史的线索》,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3—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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