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安娥 才女安娥与田汉的分分合合
她,是《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的词作者;
她,年仅24岁就从事中共特科的情报工作;
她,与著名剧作家田汉有着悲欢曲折的爱情故事;
她,以自身和母亲的家族为原型,创作长篇小说《石家庄》,使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文学之魂……
她就是安娥,一位在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燕赵才女。在安娥诞辰103年之际,9月22日,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隆重举行了安娥、田汉纪念塑像揭幕仪式。本文摘自《安娥与田汉》一书。
喜欢和工人们在一起
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地下工作化名张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在兄弟姊妹中,安娥排行第八。父亲张良弼,是清末民初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保定任直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应该说,是他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
在安娥7岁那年,由于时局动荡,张良弼将一家人从获鹿老家接到保定。在这里,安娥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安娥的记忆中,父亲整天把着书本,对孩子们从不露个笑脸。只有对她谈谈诗文,偶尔也教一两句京戏。幼时的安娥最喜欢听《西游记》,更爱念诵那些永远让她开心的歌谣,《小白菜》、《想亲娘》、《直直腰》,安娥总在津津有味地反复念诵着。
1918年,张良弼因病辞去校长职务,开始试办织毯业。那时,对于安娥来说,放了假最喜欢做的就是和工人们在一起做些接线头的工作。她钦佩他们,为工人们的热情、坦白、朴素而吸引,觉得虽然她比工人识字多,可工人比她劳动得好。后来,工厂搬走了,安娥就再没和工人们接近过。偶尔有工人来往,家里也总是要避免安娥和他们说话,因为安娥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为他们说话。
被母亲在传达室“捉住”
安娥天资聪慧,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员邓鹤皋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郑锦。12月间加入共产党。其时,安娥20岁。
安娥的行为,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无疑被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阴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传达室的母亲“捉住”,过了几天就被带回保定,不许她离家。
一天,安娥在看报纸时,“三一八执政府门前惨案,学生死亡二十余人”几个字突然跳入眼帘!安娥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惨案的惨状和同学姚宗贤的惨死状顽固地印在安娥脑海里。“走吧!走吧!只有走!”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安娥的脑海中回响。
仲春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安娥悄悄地起了床,提着一个小包袱走出屋门。回头再看一眼园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朵,一砖一土,一种即将永别的悲怆袭来,安娥强忍着泪水,在心中一遍遍重复着:别了!这十年的故居!
从事中共特科工作
1926年,安娥被党组织派往大连从事宣传和女工运动,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之后归国。在上海,年仅24岁的安娥开始在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同志领导下工作,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去当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同时也为中共工作)的秘书,利用这个有利位置,将重要情报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同志。
此时的安娥在人们眼中是神秘的,她有时穿着蓝布大褂,住在亭子间里,生活似乎很艰苦;有时又衣着华贵,打扮得格外漂亮,几乎使熟识的朋友都认不出来。
当时,中共正积极争取田汉,安娥作为党对他的联系人之一,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之友音乐组”、“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并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除发表小说外,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和表演。
《渔光曲》“送”安娥母子平安回家
1933年,因为领导人姚篷子被捕叛变,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在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1940年夏,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在那里遇到了逃难的母亲和哥哥一家。那次,安娥决定把儿子田大畏带回重庆。在到达褒城准备登上开往成都的军车时,她和田大畏被一名军官拦住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里的战地记者证件拿出来,希望能得到军官的通融,还是行不通。
正在安娥一筹莫展之际,那位军官看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马上态度大变,连说“久仰久仰”,还热情地请他们上了车。车队到达成都之后,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他们到达重庆璧山。那天,安娥又惊又喜地对田大畏说,想不到《渔光曲》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一路把母子俩送回了家。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安娥和聂耳合作创作的那首妇孺皆知、朗朗上口的《卖报歌》,说起来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聂耳看到一位小姑娘匆忙地卖着报纸,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得知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
后来,聂耳对朋友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安娥写词”。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
小姑娘听后,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来与安娥商量,安娥就在歌词里添上了一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歌一边卖报,报纸卖得又多又快。
与田汉的非凡之恋
1929年一个冬日,“南国社”学生左明介绍安娥来拜访田汉。初次会面,两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南国社”时期,安娥协助田汉开展戏剧运动,并用笔名苏尼亚在《南国》月刊上发表小说《莫斯科》等作品。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江湾一带,不能公开露面,组织上安排安娥做他的联系人。
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彼此增添了仰慕之心和爱恋之情。然而,田汉和安娥到底没法形成婚姻关系。1930年夏,赞助过田汉“南国社”艺术事业、并同他保持了五年通讯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从南洋回来。
田汉为守婚约,和林维中成亲。那时,安娥矛盾过,痛苦过,悲愤过,可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感不容安娥过多迷惘于儿女私情,她必须从感情泥潭中挣脱出来。
安娥离开了田汉。
1931年8月8日,是安娥最感幸福和欣慰的日子。那天,安娥的生活中多了一抹色彩,她期盼已久的孩子出生了。那个孩子就是田大畏。
1933年,割舍下骨肉之情的安娥抛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再一次离别故土。回到上海后,安娥骗田汉说“孩子已经死了”。
1937年11月,安娥撤离上海。就在由上海经南京辗转皖南、江西的路上,安娥与田汉相遇。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同感受,决定了安娥的爱情命运。安娥告诉田汉,“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田汉听后,很是激动。
1940年,安娥将田大畏接到重庆后,田大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后来,安娥为了革命的文化事业四处奔走,田大畏就在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合川乡下办的育才学校读书。1946年,田汉与妻子林维中离异。
1948年6月,安娥和田汉一起从上海回湖南探亲,同母亲、三弟一家过了个愉快的端午节。同年11月,在音乐家盛家伦陪同下,他俩从上海出发,经天津秘密进入北平;尔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从此,安娥在人民翻身的自由世界中,开始了新的生活。王律 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