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之孙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世纪之交中国古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侧记

齐、鲁、燕的分封当在周公东征之后的成王之世,有的学者由于对《史记·周本纪》及诸世家的记载深信不疑,或用徙封之说去加以附会,更有甚者则从根本上否定青铜器铭文的真实可靠性。如此由于人为地割裂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往往容易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三)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一些理论性问题,与此同时,古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几个狭窄的领域内,古史研究过程中重宏观研究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一直影响至今。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史研究的情况看,虽然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等问题以及作为古史分支学科的先秦礼俗史、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已开始引起古史学界的重视,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中诸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存在众多薄弱之处。

同时还有更多研究领域如先秦科技史、灾害史、交通史、人口史等则几为空白,有待古史专家去积极地开拓。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已经来临。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探索新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这是众多历史学家所共同关心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此略陈管见,分别述之如下: (一)微观研究更应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古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加上治史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古史学界对先秦史领域中诸多微观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料分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徐中舒曾指出,“如果能够把每一个局部的历史问题加以研究解决,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古史体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一再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二者并重,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23]尤其随着考古学不断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不断丰富着颇为贫乏的古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古史专家倒真应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和分析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历史问题,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必要的辨伪、考证工作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从而为建构起全新的古史体系作出贡献。

(二)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古史研究要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为王国维、徐中舒等所摒弃。

目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一方面,在诸多传统学科母体中不断诞生出一些新型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新型分支学科群的出现,使得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分工越来越细。

中国古史学科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如在传统古史学科基础上诞生的甲骨学则将研究范围集中在甲骨文与殷商史这一领域。

然从另一方面看,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促使古史专家应对与历史学相关的其它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未来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专利”。

不同学科的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的古史研究,不仅将大大提高中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预示着传统的古史学科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古史研究过程中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历史学家陈高华指出:“史学既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史学只有关注社会,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陈先生还说:“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史学工作者应关心现代化建设,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4]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

陈先生具体指出应不断加强对海洋开发史、灾害史、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24]这表明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将会面临众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同样给古史专家带来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课题。

与古史研究相关的西部交通史、西部民族史、西北灾荒史、西北军事史、西部人口史等课题的研究将随之提上日程,前景颇为广阔。这对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颇为难逢的有利机遇,同时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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