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君回忆毛主席 毛泽东管家回忆:主席工资404 8元

毛泽东和女儿李讷李敏、侄儿毛远新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时而称他“同志”,时而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这位管家姓吴名连登,江苏盐城人氏,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将这位领袖的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为止。

从天安门城楼走马上任    1964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大厅。

    “主席,您要找的吴连登同志来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领着吴连登,向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望望吴连登,对他笑笑说:“我们见过,就是那个盐城人嘛!

”原来,早在1960年,吴连登就由家乡调到中央办公厅服务处,分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这个19岁毛头小伙,个头不高、开口就笑,洋溢着穷人家孩子那种勤快和淳朴。久而久之,毛泽东也就记住了这位盐城人。

    “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毛泽东商量的口吻很随和。    “我……我……做得不好,要请主席……多批评。

”毛泽东摆摆手:“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证。    吴连登到主席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拾主席卧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惟一的杂品房,也就是吴连登称之为的“仓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中国一号仓库”,比今日县委书记们的储藏室还要寒碜。

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更没有外国元首赠给毛泽东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等。

    吴连登是1968年担任毛家管理员的。他管理啥呢?这么说吧,在主席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

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他刚到主席家,就听毛泽东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

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毛泽东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也曾有“整风”    吴连登初进主席家,虽说国家已度过困难时期,但日用品依然严格按计划供应。别的都好凑和,就是这肥皂———吴连登每月仅有可怜巴巴的半块,洗脸洗澡洗衣都得用,实在不够。

当然,若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搞点,别说半块,就是10条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是被毛泽东严令禁止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他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

这天,他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认真进行整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问题,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    “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

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说到做到。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毛泽东根据那份材料统计的情况做出决定,凡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工作人员们虽然没掏腰包,但毛泽东这一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举措,对他们乃至吴连登这些后来者的教育却是延绵不断的!

毛泽东和吴连登合影    毛主席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    说起毛泽东的大发雷霆,还有一次也让吴连登记忆深刻。那是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

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

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对阿尔巴尼亚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惟一的一次。开始,吴连登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他“穷”得硬气,谁都不怕!

    主席家入不敷出难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8元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那么,吴连登是怎样将主席的工资花得盆清碗净的呢?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在当时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影儿了。

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

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300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70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

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糨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三包。过量地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出于健康原因建议少抽或不抽烟。

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啊,开始身体很不适应,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终于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1975年戒了烟。

    毛泽东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30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中共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了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

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

其父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求助。

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问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

”毛泽东这次出手大方,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吴连登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交给她3000元。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得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画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1万元来补贴家用。

    当1976年9月吴连登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8万多册书籍!

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元人民币。后由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子女每人仅分到8000元。

    这就是领导了近10亿人口、时间长达27年的共和国领袖的家当!1958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看木偶戏    31.

5公斤燕窝中的7两    “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吴连登劝道。    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吃了拿了。

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毛泽东处置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

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金日成几乎每年都给毛泽东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

他就让秘书开列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

有侨胞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给毛泽东的燕窝重达31.5公斤。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当于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

”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10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

吴连登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由吴连登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

直到这位伟人离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身边有盏不灭的“灯”    毛泽东说吴连登是他身边的一盏“灯”,是说他的服务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而吴连登为此付出的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如吴连登所言:“在他老人家看来吃饭是为了延续生命。主席有时看书审阅文件忘记了饥饿,连续20多个小时不吃饭。

”当然,也有规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二点钟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开水煮的麦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点至12点当人们纷纷就寝时,正是他老人家开午饭的时候;清晨6点前后,却是他吃晚饭的时间。

同平常人整个倒了一个个儿。    无论酷暑严冬,毛泽东总是盖毛巾被(冬天盖两条),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要开半扇窗户。一旦睡不好觉或睡一会就醒,他首先就问“开窗子了没有”。

如果吴连登忘记开窗子,他醒来会不高兴地说:“屋里氧气不够,把我憋醒了。”所以,吴连登等不敢有丝毫大意和怠慢。    毛泽东如此与众不同的饮食起居,使管家吴连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

饮食上,他在中南海机关食堂就餐。给毛泽东开饭时,他只是先吃上一口,咸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泽东工作时,他要随时听从召唤。毛泽东休息后,他还要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江青和孩子们的事情也得不时地管一管。

他一天24小时几乎连轴转,根本就没有时间睡上一个安稳觉,多数的日子只能瞅个空儿打个盹。睡觉得请人甚至让中南海总机话务员准时叫醒他。

人们认为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饥饿,吴连登会告诉你,累得抬不起眼皮又不能睡觉时,其痛苦的程度并不比饥饿差。    毛主席吃东西很随意,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两餐,荤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汤,量特小。

他不让浪费,有时饭粒掉在桌上自己捡起来吃。他喜欢吃河沟里的小鱼小虾,吃糙米杂粮,特别喜欢吃玉米、红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毛主席除了爱吃猪肉外,一生特别喜欢吃鱼。

江湖河海池塘里的鱼,红烧清蒸油煎干烧都吃。他曾对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喂鱼,回报它们。”    至于吴连登对自己的那个小家、对妻儿的照应,不说也能估计到。

他家离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10分钟就到,他愣是几个月回不了一趟家。这也罢了,妻儿知道他在中南海忙着。反正一切都习惯了,从不指望他分什么忧、解什么难,只盼他别累着、别委屈、别出什么事就谢天谢地了。

最让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踪,没有书信,没有电话,音讯全无,有时竟长达七八个月,让她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所以说,毛泽东称他是“我的那盏灯”,吴连登当之无愧。(据《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