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的子女 王炳毅:姚蓬子與徐恩曾在南京的特殊交往

魯迅先生不多的傳世詩作中有一首五言絕句《贈蓬子》,是1932年魯迅應姚蓬子請求寫字時即興記事之作。詩中所說是“一二•八”淞滬抗戰之時,滬上青年詩人穆木天的妻子沈若芸攜帶兒子乘人力車到姚蓬子家尋找丈夫的事情。

全詩如下︰“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可憐蓬子非天子,逃來逃去吸北風。”詩寫得詼諧風趣,亦足見魯迅對後輩進步文子姚蓬子、穆木天等相當友善。 他對姚蓬子產生反感是兩年後的事,而且與姚蓬子在南京報紙上刊登聲明脫離共產黨一事有關。

魯迅一向嫉惡如仇,愛憎分明,他認為姚蓬子在南京已叛變投敵,倒向敵人陣營,甚為不齒,中斷了與姚的任何交往聯系。在上海,魯迅還告誡自己認識的進步文化人士不宜再與姚蓬子交往,指出他很不可靠。

如他在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信中就說道︰“……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听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志,特此報喜。”1934年11月12日在《致蕭紅蕭軍》信中又寫道︰“……蓬子轉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

”(這兒要說明的是當時魯迅先生並不清楚丁玲關押在南京的真實情況,以為她已自首,故說“政府在養她”) 歷史是復雜的,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人物往往也是復雜的,姚蓬子在南京度過的三四年時光里,有過一段充滿懺悔、交織著矛盾的心路經歷和充滿戲劇化色彩的際遇,他居然得到中統頭子徐恩曾的庇護與關照,彼此結為好友,只是漫長的風雲變幻埋沒了那些前塵往事,使之鮮為人知…… 一 1934年6月,南京新街口明瓦廊二十一號舊宅院里,人來人往,顯得很熱鬧。

這是新遷來不久的姚蓬子夫婦在張羅著給愛子姚文元過三歲生日。這小子白胖胖的,穿一身新衣,被年輕的保姆抱在懷里,笑嘻嘻的,憨態可掬。姚蓬子西裝革履,和妻子周修文站在門口恭迎賀客,神態客氣而謙卑。

他在南京的朋友熟人並不多,只來了唐槐秋等人,倒是國民黨政界的御用文人王平陵、曾虛白、馬星野等都趕來捧場。但不知為什麼,姚蓬子總是高興不起來。他意識到自打南京《中央日報》上刊出《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後,他就被自己的同志戰友視作異類,備受冷落疏遠。

這令他感到壓抑悲哀…… 姚蓬子,原名方仁,後改名杉尊,筆名丁愛、小瑩、姚夢生,浙江諸暨人,1905年出生于一書香世家。

其父親姚漢章是清末舉人,早在民國初年,他就在上海中華書局當編輯。當年中華版的許多教科書,大多出于他的手筆,那些宣傳新文化的書影響過千百萬國人。姚蓬子大學畢業後投身滬上文壇,出版過幾本書(包括譯著)。

他追求進步,思想活躍,1927年加入共產黨,1930年加入“左聯”,一年後主編上海聯合書店出版的《文藝生活》月刊,並結識了魯迅、茅盾、馮雪峰、錢杏、郁達夫等不少左派著名作家。姚蓬子能文善辯,有些才干,他在1933年出版的小說集《剪影集》曾受到社會關注,好評甚多,魯迅還為他寫過評論文章。

1933年夏,姚蓬子擔任“左聯”天津支部副書記時,已當上全國“左聯”常委,而且又參加黨的秘密地下工作,擔任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聯絡員”,致力于抗日救國運動。

當年冬天,因被叛徒出賣,姚蓬子與戰友洪靈菲、潘漠華同在天津被中統特工逮捕,押解往南京,關進夫子廟附近瞻園內的看守所,吃了一些苦頭。姚蓬子這時才意識到文化人從事革命活動也是充滿風險的。

他曾頂住中統文化大特務張道藩的勸降,然而當中統頭子徐恩曾親自出馬勸降時,他動搖了。 徐恩曾,1898年生,浙江湖州人,早年畢業于上海南洋大學,後留學美國,回國後在上海當機電工程師。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他加入陳果夫、陳立夫的CC集團。1931年當上中統調查科長,成為中統的實際負責人。總部設在南京新街口附近正元實業社三樓上。徐恩曾老謀深算,藏而不露,自認為懂些心理學。

他摸透了姚蓬子的心理,令手下不要對他上刑逼供,將他押往北郊燕子磯的中央反省院闢室拘押,密令反省院長楊某授意幾個在押犯對姚尋釁、打罵、罰跪,百般折磨,搞得姚蓬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痛苦萬分,而後楊院長才姍姍來遲喝斥那些在押犯,對姚蓬子好言撫慰。

徐恩曾風流成姓,慣愛漁獵女色,他寵愛的如夫人費俠相當漂亮。費俠在北平見滿女中畢業後參加過學生運動,後加入共產黨,奉命打入南京的國民黨社會部任科員,秘密從事黨的情報收集工作。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南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費俠也被捕,她的美貌和優雅氣質很快就吸引住了徐恩曾。徐遂軟硬兼施,迫使費俠自首,投入他的懷抱。徐恩曾“金屋藏嬌”,特為她在南京城西清涼山下租了一座單門獨戶、環境幽靜的法國式小別墅,他常來這兒與費俠尋歡作樂。

說來也巧,費俠愛好文藝,琴棋書畫都會一些,尤喜歡讀些歐美文學作品,對蘇聯小說、散文也很感興趣。她對姚蓬子翻譯出版的《屠格涅夫散文選萃》、《可愛的朋友》、《銀玲》等書相當欣賞。

當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收拾姚蓬子時,引起費俠的反感,責備丈夫的手太辣了,再三勸他對姚蓬子網開一面,予以善待,因為姚畢竟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文人。

徐恩曾細想︰如夫人的話著實有理,瞻前思後,真還動了惻隱之心,于是他改變了態度。約半個月後,徐恩曾親自找姚蓬子談話,軟硬兼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表示自己實在不忍看到姚蓬子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聯”青年作家被處決那樣的下場。

況且他與姚蓬子都是浙江同鄉,又是世交。他勸姚蓬子迷途知返,並暗示並不會太為難他。姚蓬子思前瞻後,終于屈服了。他很快被保釋出來,且是由徐恩曾授意時任反省院副院長的鮑君甫(即名噪一時的楊登瀛)出面作擔保。

姚出來後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鐘聲》月刊任副主編,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徐恩曾還安排部長將姚的妻兒都從上海接來南京團聚,後來姚為兒子文元的生日辦了兩桌酒席。

當時姚蓬子興致不高,以致太太罵他“瘟頭瘟腦,腦袋不清”。這對夫婦怎麼也沒料到的是,當日晚上徐恩曾偕同年輕貌美的如夫人費俠同乘坐一輛小汽車悄然來到明瓦廊姚宅看望了已入夢鄉的姚文元,夸這孩子生得富態乖巧,有福相,日後必有錦繡前程,並留下一個沉甸甸的紅包和一對銀手鐲。

姚蓬子很感動,以後徐恩曾夫婦一直與姚蓬子夫婦保持私下來往。費俠還認姚文元為干兒子,姚文元則叫她寄娘(意同干娘),而寵愛如夫人的徐恩曾也就順其意願,名正言順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

多年後,姚文元得志成名,“左”得出奇,“革命”得嚇人,但他最忌諱別人提到他兒時在南京的那一段經歷。這幾乎成了他的心病。 二 從1935年開始,經徐恩曾和朱家驊(中統另一個頭目,亦是浙江人)安排,姚蓬子去蕪湖《大江日報》(該報系國民黨中宣部控股)任常務副主編,一天四個版,發行量幾千份,主要新聞均來自南京中央社,沒啥可讀性。

同時他仍兼《鐘聲》副主編。他來往于南京、蕪湖之間。

那時知名女作家丁玲仍被關押在南京的中央看守所,她是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的,出賣她的是她的後一個丈夫馮達。丁玲在獄中堅貞不屈,堅持斗爭,拒不與當局合作,因此受到特務的殘酷迫害。由于中外進步輿論的強大壓力,國民黨當局未敢殺害她。

1935年4月她被保外就醫,遷往中山門外苜蓿園十一號的西式平房居住。養病的同時她又開始寫作。她仍處于中統特務的監控之下,自由仍受到限制。姚蓬子的知名度遠不及已出版《母親》、《莎菲女士日記》等好幾部有影響的長篇小說的丁玲,但兩人過去在上海就較熟。

姚蓬子可以自由前往苜蓿園探望丁玲,與她共進午餐,談論文學時政,還向丁玲訴說了自己內心的苦悶和愧疚,反復表示他雖曾被迫脫黨自首,但他委實不曾出賣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聯”戰友和同志,也未曾泄露黨內機密。

說到動情處,姚蓬子賭咒發誓,還流下淚水,令丁玲將信將疑。顯然當時她對姚蓬子並無多少惡感,一次還曾開口向他借兩百元錢,用于治病並接濟遠在湘西臨澧家鄉的母親和幼女。

姚蓬子慨然解囊相助,並表示不必再歸還了,因為他眼下的生活較寬裕。他還告訴丁玲,他出于愧疚贖罪心理,暗中資助過洪靈菲(已在南京壯烈犧牲)和潘漠華的家小。

丁玲相信姚蓬子沒有說謊。姚勸說她不妨為蕪湖《大江日報》和南京《鐘聲》月刊寫點文稿以賺取稿費,改善生活,但她毅然拒絕了。她不願變相地與殘殺她的前夫胡也頻又百般摧殘她的國民黨當局合作。 一天,姚蓬子在夫子廟六朝居大酒樓的宴席上無意中听中統骨干張沖說到近日要抓捕因懷孕而被保釋,但又與中共地下黨接上頭的女共產黨員張瑞雲,並已設下計策。

姚蓬子很感不安,他知道張瑞雲是錢壯飛的情報員(錢壯飛是中共地下黨員,並且是徐恩曾的姑表弟。

顧順章叛變後錢壯飛截下密電本並向上海的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報警,立下大功。不久前擔任紅一軍團保衛部負責人的錢壯飛已在長征途中犧牲),若是張瑞雲再被捕,則必死無疑,尋思再三,姚蓬子鼓起勇氣,給曾是他好友的青年進步劇作家洪宇寫去一封化名密信,請他速轉告張瑞雲其處境很危險,得離開南京。

辦完了這事後,姚蓬子才稍感心安。 他還利用自己與徐恩曾夫婦的密切關系幾次進言,為囚禁中的丁玲、田漢等“左聯”作家說話,認為當局應寬待這些很有影響的進步文化人士,最好無條件釋放。

這有利于改善國民黨在國際上和民眾中的形象。據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憶錄》披露︰當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的言論頗多同情中共,甚至多次為丁玲等人說情……這也說明人是復雜的。

田漢在1935年7月獲得自由,離開南京去了上海。1936年丁玲被國民黨當局釋放,輾轉去了延安。 後來她對自己在南京與姚蓬子交往的回憶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承認得到過姚的同情和幫助,但又大罵姚一通,個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姚蓬子改任有美國商界背景的《扶輪日報》副主編,在宣傳抗日方面做了些工作。那時他已遷往石鼓路東段,入住一處舊式四合院,地方較寬敞,院子花木很多,又加設了衛生設施。

抗戰時期,姚一家人去了重慶大後方。抗戰勝利後,姚蓬子舉家遷回上海,開辦了作家書屋,生意尚可,至解放初,賺了不少錢,在靜安寺附近買下一套新建的住房。1954年公私合營,作家書屋並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婦同進入該出版社當職員,生活小康自在。

姚文元那時已加入共產黨,思想激進,唯文才欠缺,寫不出像樣詩文轉而寫文藝評論。他因下邊兩個妹妹皆于解放前早夭而成姚家獨子,成家後仍與父母同住。

1955年姚蓬子因卷入轟動全國的“潘漢年、楊帆反黨小集團”案件而被捕,蓋因他當年曾兼中共特科交通聯絡員,接受過潘漢年領導。被釋放後,姚蓬子一度成了無業者,後經有關部門安排進入上海師院中文系任兼課講師,一干多年,倒也勤勤懇懇,安分守己。

但一來政治運動便因歷史問題而難過關,挨整得夠嗆。而姚文元已在1957年後因寫大批判文章整人批人而急劇走紅,“文革”初竟然一躍而登上中國政壇,紅極一時,到頭來又落個鐐銬加身被推上歷史審判台的下場。

這些不再贅述。姚蓬子晚年的日子並不好過,常遭兒子兒媳厲言訓斥,但比起其他有類似經歷的人他真就幸運多了。他畢竟沾了兒子不少光。1969年他在滬上家中郁郁以終,享年六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