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弟周同宇 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亲弟弟周同宇
周恩来早年投身革命,长期遭受通缉,因此他要求主要的亲属也都改名回避,以免受到牵连。
建国之后,他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和他的关系,以免受到特殊照顾,因此,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从1928年就改名周同宇。50年代末周同宇到内务部去工作,周恩来还特别指示内务部的部长曾山说,周同宇的工作职务一定要要尽量的低,工资级别要尽量的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以后周同宇身体不好,不能全勤上班,周恩来就让曾山打招呼让周同宇早早退休。理由是“他是我的弟弟,不能让他白拿这么多工资不上班”。1963年,周同宇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但退休后的他家庭困难,周恩来就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份来补贴,借以避免“占国家的便宜”。
周恩来与毛泽东
总理弟弟为何含冤被关七年半?
1968年1月,周秉钧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却发现父亲不在。15岁的小妹周秉建告诉他,父亲昨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钧匆匆赶到西花厅时,天色已黑,寒风中,他看到邓颖超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的台阶上等着他,周秉钧上了几个台阶给邓颖超敬了个礼,还没有等他说话,邓颖超就问周秉钧这件事情他是什么态度?
据周秉钧回忆说:“我那时候也是参加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会,所以我现在想来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脱口而出,我说1955年肃反的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话,就是今年这个肃反要跟1950年的镇反要有所不同。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这个我说那现在我父亲既然被捕了,那看来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问题,也不好进一步表态。这时候七妈说好,咱们回屋吧,然后就从那时候高台阶,从外面上来越过那个台阶再下去到底院,然后七妈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迎你,我就是不让你有个回旋余地,马上问你这句话你说的才是真心话,她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她就为了问我这句话。”
邓颖超要求周秉钧今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厅。周秉钧说,他的东西还在家里,而且还没有见过母亲。邓颖超同意让他先回家一趟,但坚持他今晚必须回到西花厅。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母亲那里,听母亲说他们来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屉,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得知抽屉里的里面有500块钱后决定问问邓颖超解决的办法。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他母亲那里,给母亲留了两百块钱,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厅。晚上10点多钟,伯父周恩来也回到了西花厅。问周恩来那500块钱怎么处理,他反应非常快,他说:“你告诉你母亲,看看这些票子是新的还是久的,如果是新的,号是不是连起来的,如果是,这钱不能动,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经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连号,那肯定是什么特种经费,活动经费之类的。”
第二天早晨7点,周秉钧起床来到客厅,周恩来告诉周秉钧,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吴法宪司令员,已经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父亲周同宇被抓时,周秉钧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邓颖超专门给周秉德写了一封信,让小妹周秉建坐火车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事情,并且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个事情总会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这个情绪。
第二天,周秉钧回到了广东,此后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就连父亲关在何处都一无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关了七年半之后,父亲周同宇才被释放出来。
对于父亲周同宇当年为什么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周家兄妹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即便父亲被抓,他们其实也不敢在伯父面前提,更不敢说求情的话。因为周恩来定的家规中就有这么一条,不要为他人带信,告状,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妈邓颖超才向他们讲述了事件的内情。
周恩来经典瞬间
邓颖超所说的“后来”,指的是周恩来临终时对她的嘱托。为了这件事情,邓颖超用了两年时间,专门调阅资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据周秉钧回忆:“就是所谓的 “反革命聚餐会”是因为文革的时候成立了中央一办,审查刘少奇,王光美所谓的案子,他们两家的亲属都要审查,其中就有一个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父亲跟王光琦很要好,他们四五个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在审查王光琦的时候,就在家里发现了几封请柬,就是王光琦他张罗,他发请柬,但每次都把父亲周同宇的名字跟他一块落到后面,这样五个人就周同宇没抓起来,其他人都抓了,结果这里面有一位老教授自杀了,他们觉得不行了,死人了,就把这材料整理了以后,就交给了中央文革。报到中央文革之后,江青就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这话什么意思呢?有人讲这是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周恩来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毛泽东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周恩来就亲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随后卫戍区来将周同宇带走。但是他并没有被关在秦城监狱,当时总理让卫戍区腾出来一个师的营房,也批了一些人到那儿去接受审查,那个地方相比之下就好多了。
总理临终 邓颖超每天也只能见他半小时
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到家里吃午饭。周秉德没有想到,这是他和伯父最后一次聚餐。
那天周恩来穿的衣服非常随便,显着挺悠闲,并送给他两张照片,伯父送照片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周秉德的特别注意。在天真的周秉德眼里,伯父难得抽时间住院,这次住院,伯父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即使作为周恩来的家人,周家兄妹也无法确切得知一国总理的真实病情,更未曾料到,他们的伯父已经身患绝症。
周恩来住院后,邓颖超拒绝了周家兄妹到医院看望伯父的要求。她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负责同志因工作需要才能探望。即使是邓颖超本人也每天只能见半个小时。1975年底,周秉钧休假回京探亲,再次来到西花厅。
亲人追忆传来噩耗的那封电报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周秉钧回忆那次去看七妈,见了面之后七妈就回到卧室了,然后秘书过来,跟他说:“秉钧你坐下,我要跟你谈件事,本来这件事七妈要跟你直接谈,但是后来她考虑,她一说她又要伤心,所以委托我来谈,秉钧你要有思想准备,伯伯现在情况很不好,如果有那么一天,七妈嘱咐,你们在外地的都不要回来,你七妈说她是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会让他回来。”周秉钧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
1976年1月7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钧告别七妈邓颖超,回到广州。1月8日晚上,周秉钧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中间,他突然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
爱人问他是否接到电报,并且说电报上就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1976年1月8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邓颖超秘书赵炜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而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邓颖超给他发电报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速回京。”
周秉德说:“就这么个电报内容,我又没有看到,亲戚就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就想着第二天来告诉我。第二天六点半,哎呀,我一下听到哀乐,哎哟,哎哟,我就哭得没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