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晖的意思 关于人口老龄化七大认识问题的反思 陈友华 沈晖

        内容摘要 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结果而非原因;人口高度老化的社会必定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乏力,仅仅依靠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乃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短期与治标之策;“未富先老”实际上是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发达国家较高的福利水平、福利刚性与经济滞涨、国库空虚等,使得这些国家面临比中国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科技进步 人口老龄化         作者 1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沈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博士。

(南京:210093)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已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研究与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之策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然而,国内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上所形成的许多“共识”仍似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对其中的七个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一、人口老龄化究竟因何而起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比例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过程。

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前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口的老龄化?或者说人口老龄化究竟因何而起?人口老龄化属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范畴,而导致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三个:出生、死亡与迁移。

由于全球范围内不存在人口净迁移,因而造成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就剩两个:出生与死亡。

所有影响出生与死亡的因素,都将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对人口老龄化或年轻化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人类死亡率的显著下降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显著延长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正是因为工业与科技革命,生产力迅猛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与受教育水平才得以迅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极大改善,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人口转变过程,死亡率率先下降,进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

但这一切不仅导致了人口的老龄化,而且使得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过来会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科技创新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进而给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带来不利影响。

        二、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的结果。

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不高所致。

在这些人的眼里,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似乎仅仅是一个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问题,坚信人口老龄化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才能得以解决,只要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提高了,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或者自然而然地就不成为问题了。

[1]上述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两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不仅逐渐凸显,而且人类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世界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甚至比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挑战。例如,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很高的英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其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技非但没有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相反,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变得比以往更为严重了。

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探寻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解决之道而绞尽脑汁、百般苦恼。

纵观全球,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人口严重老化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他们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虽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问题,也不只是通过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就能解决得了的。

人口老龄化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共同的严峻挑战。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人口严重老化使得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严重受阻。

国内很多人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来解决中国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不可否认,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本身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问题是:在一个人口严重老化的社会,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何以可能?众多的研究表明,人口严重老化会阻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也会因此而衰竭。

目前,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在人口严重老化情况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依然保持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

①那么,中国凭什么会是一个例外?中国例外的缘由究竟体现在哪里?目前,我们不少人沉浸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喜悦之中,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会延续以往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将可能深受人口老龄化之累而步履维艰,中国经济将可能由目前的结构性增长转而陷入结构性衰退的陷阱。

如此看来,我们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设想过于理想化,人口严重老化本身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前景变得愈发黯淡,从而使得借助于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愿望落空。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吗         中国目前形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这种愿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或者说社会保障本身在什么情况下与在多大程度上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第一,我们必须搞清楚社会保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要解决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是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

社会保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通俗地说就是社会保障本身变不出钱来。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其社会保障所需资金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普遍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

其最终结果又如何呢?事实上,并不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这些国家目前正普遍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越来越大,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例如,养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国最大的社会保障支出项目,近年来养老金支付占到公共支出总额的40%左右,占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资金压力巨大。

[2]由此可见,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本身也未必能够较好地解决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         第三,发达国家原先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增长型人口年龄结构基础之上的。

当人口结构出现严重老化时,原先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必将难以为继。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并逐渐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使得缴纳社会保险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而领取社会保险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多时,社会保险基金将逐渐枯竭,甚至出现严重的亏空。这表明: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筹集与可持续使用一定要建立在人口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而维持一个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在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

如此看来,即便中国现在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持续(超)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本身,也注定了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能都将难以为继。如此看来,独生子女政策本身不仅加速了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急剧弱化,而且可能使得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难以建立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目前情况下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四、发达国家更容易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吗         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先富后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而中国属于“未富先老”,因而比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实际上,上述认识忽视了至少四个基本的事实,其正确性令人生疑。         第一个基本事实是福利刚性。人们习惯于从过穷日子自然过渡到过富日子,但很难适应从过富日子过渡到过穷日子。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一旦上去了,要降下来,必然会导致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自然会遭致他们的抵制甚至是反抗,并可能因此而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概言之,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点,要将较高福利水平降下来,势必会遭致老年人与准老年人等利益群体的激烈反对。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养老需求是大不相同的。

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会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但社会的养老能力并不一定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同比例提高,经济增长只能部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的民众有不同的活法。发达国家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要比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高得多,发达国家养活一个老年人所花费的资源可以养活多个甚至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是:不只是普通百姓,即便是很多专家也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生活,但生活水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一般在假设现在生活水准不变的情况下,最多只能预测今后数年的变化。

例如,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老年人而言,目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与消费需求大大提高,每位老年人所占用与消耗的资源也多得多。

当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时,也会出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情形,以往养几位老年人所需的资源,届时可能只能养活一个老年人,甚至一个老年人也养不起。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不仅国库空空,还负债累累。

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确实积存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此期间也大多纷纷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经济停滞与人口老龄化不断向纵深演进,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出现入不敷出、收支失衡,因而不得不动用以往的积存。

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红利时期积存下来的养老保险基金逐渐被消耗殆尽。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浪潮汹涌澎湃,所需养老资金快速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大多已经负债累累。

例如,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3],2009年日本国债已经占到GDP的187%,仅偿付利息就用掉了2008年预算的1/5。美国政府国债占到GDP的98%,债务利息占预算的1/10,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措养老资金已经较为困难。

再者,这些国家的税赋大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提高企业与劳动者税赋的空间不仅极其有限,而且会招致劳动者的坚决抵制,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化代际矛盾,诱发代际冲突,想要维持高福利水平困难重重。

因此,人口老龄化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普遍面临比中国更为严峻的挑战。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还没有破产,是因为经济全球化。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业转移与国际贸易,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商品与服务,从而分食甚至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维系了发达国家的高福利。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西方发达国家要维系目前国际产业分工与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格局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其依靠先发优势分食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果的努力最终会走向尽头。

        第四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变革中所遭遇的压力要普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对拉美和中东欧国家的研究表明,养老金的改革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外生行动者的支持和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否决点的缺失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弱小会减少养老金改革的阻力。 对美国和欧洲的分析表明,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否决点的分散、强大的工会力量,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就困难重重。

[4]         目前,中国尚属于“国富民穷”。一方面,中国政府为国民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比较有限,属于“多取少予”型国家。

然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执政理念的确立与施行,使得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国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个政府逐渐承担责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还权于民的过程。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逐渐增加的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大多没有接受过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民主意识与权益意识十分淡薄甚至缺乏。

尽管中国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建设长期薄弱,然而多数百姓因为权益意识缺乏,无怨无悔、容易满足。中国近年来才施行的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免除农业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上每迈出一步,都得到了民众的极大欢迎与感激,而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些都是政府的份内之事。

当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虽迟但总比没有好。再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越来越富裕,为推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变革,也为政府承担应尽责任,创造了越来越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发育不良的市民社会、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等,使得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阻力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小得多。

发达国家更容易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命题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非但如此,发达国家正是因为高福利与福利刚性,更可能面临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五、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与负债消费         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加速积累的时期。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

相反,在经济不景气或经济衰退时,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开支增大,不仅可能出现财政赤字,而且财政赤字还可能激增。届时,政府将不得不动用以往积存的财富或者被迫负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的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便是如此。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所面临的资金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现在中国如果不趁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时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为迎接未来人口深度老龄化严峻挑战早作准备、积存财富,那么,等到人口深度老龄化到来之时,由于缺少必要的物质与精神准备,整个社会极可能濒于崩溃。

        现在的问题是: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政府不仅缺乏积存,负债还日渐增加,当然有人也将其美其名曰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负债总是要偿还的,今天的债务将变成日后子女的偿还负担。不用说我们今天花子孙后代的钱是否道德以及对子孙后代是否公平,即便子孙后代愿意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届时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中国经济真的步日本的后尘,由结构性增长转入结构性衰退怎么办?         目前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增长,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常常被无限期拖延,往往许多问题直至不能再拖下去或者躲不过去了才提上议程,而此时化解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可能早已错过,未来政府与社会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

我们常说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前做好物质与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实际上我们今天非但没有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而积存物质财富,我们还遭遇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急剧增加,而政府负债却不断增多的时代。

这就注定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周期过后,在深度人口老龄化到来之时,我们很可能迎来一个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时代。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         六、“未富先老”是成就还是人口与经济关系失衡的表现         “未富先老”现在已成为国人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两者间关系的共识。

如果“未富先老”之说成立,对于中国人口数量控制来说理应看作是一种成就,因为人口数量控制,使得“国未富而民已老”。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思考,“未富先老”某种意义上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滞后?或者说人口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否也表明相对于人口老龄化进程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还不够快,以至于出现经济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因而出现人口与经济之间的某种失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未富先老”与其说是人口数量控制的成就,还不如说是因为人口数量控制相对过严,从而导致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加速出现了某种失衡。

        七、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当下大多数国人对中国未来的深度人口老龄化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坚信经济增长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当我们跨出国门,看看发达国家在遭遇人口老龄化挑战时的处境,可能就再也乐观不起来。这表明人口老龄化研究与认识中保持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实际上不只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中需要国际视野,在其他问题研究中同样需要国际视野。当我们对国内某些问题看不清楚时,不妨把眼光移至国外,看看其他遭遇和中国类似问题的国家是如何看待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

笔者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有规律的,而规律又是可以被揭示与认识的。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走在中国前面的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标本,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比较,也为我们更加清楚地检视中国推出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正当性提供了一面镜子。例如,世界上与中国生育水平相近的国家基本上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唯独中国至今仍采取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我们对此差异应该作系统、深刻的反思。

        当然,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中的国际视野,需要我们对外部世界作详尽了解、深入研究与全面认识,避免对西方世界的“天马行空”、“见风就是雨”的断章取义。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了,至今我们对西方社会还存在着许多误读,值得认真反思。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劳动力供给研究”(项目批准号:09JJD840018)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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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伴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与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人科技创新能力也因此而增强。然而,通常情况下个人的科技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倒“U”字形曲线。老年人口的创新能力显然不及年轻人口。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必将随之趋于下降。

芬兰等极少数国家是一个例外,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但这些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很强。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芬兰等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与其他国家相比),然而还没有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演进,芬兰等国科技创新能力必将呈现出衰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