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李维康 李维康:京剧人生 不解之缘——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维康

采访两位京剧艺术家,可以获得两位京剧艺术家的教益,这是一次奇异的采访。

李维康、耿其昌,中国京剧艺术之苑的金色夫妻。

在采访这两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之前,我的心一直在默念着他们的名字。实在是担心与两位老师谈京剧的时候,真的会有些不知所措。应为在他们的面前,我只是个京剧艺术的地地道道的小学生。

8月1日,当我站在他们面前时,两位老师的亲和力使我忘掉了羞涩,渐渐走进他们的京剧人生,感受着一代代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艰辛,以及他们用自己的血泪和汗水奉献在国人面前的这种国粹艺术的永恒魅力。 

“缘”,起自父母

在采访前,我手里的资料上这么写着:

李维康,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京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人。1966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京剧院二团团长,中国京剧院演员。1998年当选第五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2年55岁的李维康,看上去风姿绰约,平和朴素,也就只有40 多岁的样子。在谈起个人京剧生涯的开始时,李维康坦率地说,自己起初完全不懂京剧,少年时代的印象,全是来自女孩子的天性:那时,她觉得京剧演员头上的花(后来才知道那叫“头面”),真是好看。

那时,李维康的爷爷是中华戏校的总务,是他培养了父亲对京剧的感情,父亲后来又影响了母亲。她父亲当时在第一机床厂做工会干部,用耿其昌的话来形容——岳父是一个很专业的“票友”。因为父亲经常搞演出,少年时代的李维康便可以经常看到父亲的彩唱。

到李维康11岁时,正逢中国戏曲学院招生,父亲便带着她参加了考试。虽然不懂戏,但李维康平常就是班里的文艺骨干分子。所以,李维康以她特有的文艺天赋顺利通过了考试,从此便开始了她与京剧解不开的缘。

李维康12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演出,让她较早地体验了舞台的魅力。从那时开始,她先后受到华慧麟、赵桐珊、李香匀、荀令香、程玉菁、于玉蘅、张君秋、李玉茹、叶盛兰等著名京剧前辈的亲授。出演过传统京剧《秦香莲》、《霸王别姬》、《凤还巢》、《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玉堂春》、《断桥》、《宇宙锋》、《鱼藻宫》、《杨门女将》、《谢瑶环》等和现代京剧《四川白毛女》、《黛诺》、《革命自有后来人》、《红嫂》、《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新创编历史剧如:《李清照》、《李凤姐》、《宝莲灯》,新创编现代戏《蝶恋花》、《恩仇恋》。

事实上,对于不太了解京剧和李维康的青年一代来说,在老舍名著《四世同堂》电视连续剧中,李维康扮演的主要角色韵梅大放异彩,加上每年春节晚会必不可少的京剧演绎,遂成为了“流行化”的明星。

要说起李维康所获的奖,她自己也都有些数不太清楚了,比较重要的就有:第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首都京剧振兴杯“最佳演员”称号、1985年获全国现代戏汇演“主演表演”一等奖、1986年度的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1989年获首届“金唱片”奖等,到90年代以后,获得的奖项就更多了。

其实,对于李维康来说,1993年1月16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在那一天,她荣膺“梅兰芳金奖大赛”旦角组的金奖,从此成为新时期京剧“八大名旦”之一。此后,1997年被中国文联推选为戏剧届首位“世纪之星”。 

“缘”,感谢恩师

除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李维康对恩师的谢意也时常挂念在心。从1958年到1966年,李维康在中国戏曲学校度过了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八年时光。李维康说:“我是幸运的,因为在艺术的造诣和人格的形成上,遇到了许多好的老师。”

李维康回忆说,她上学那个时候特别顺,因为赶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有一位非常好的老校长史若虚先生,还有许多给她开蒙的老师、给她帮助的老前辈,都是艺术名家,在这个学校里,她收到了良好的教育。

谈起史校长,李维康至今记忆犹新:“我入校时,也就十一二岁,校长发现我可能是个好苗子。我当时的嗓子可能算是比较好,但是小孩的嗓音很尖很细但很高,是童音,一般人 也没觉得怎样。史校长当时讲,小时候的嗓子不一定要特别宽,但一定要有高音才能保持住。小孩子学戏不要过早的介入流派,青衣、花旦,甚至武旦、刀马旦戏都要学,要在学校进行全面培养。”

李维康还记得当年在班里当生活委员,那时就是带头擦地,管理内务,当时都得把水泥地的缝用碱水擦白了。她回忆说,那时,天还没亮就要吊嗓子、练腰腿功、把子功,刀枪剑戟都得练,老师要一套一套的教,还有武功,这是戏校同学都要学练的基本功。

“八年呀,真的是很苦,也偷偷掉过眼泪,但也是越学越喜欢,要想学戏必须有毅力,必须要坚持,一定要把事情干到底。”李维康觉得,不论怎样,那时在戏校学习,史校长和那些老前辈对自己学艺做人都给予了很大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她说,我小时候的个子很矮,史校长就盼着我长个儿,因为一个好演员需要多方面条件,光有嗓子有扮相,没有个儿也不行。他办公室有个书柜,我一去他就给我量身高,我就恨不得站的直直的,也不敢踮脚尖,希望能高一点,他就拿小刀在柜子上划一道,从我很小大概四五年级就开始刻,一直到我毕业,柜子上已刻的密密麻麻。这些,都是他为了让我快点成长,付出心血的印证。

后来学现代戏,就更讲究表演,我们小时候学传统戏,这方面差一点。史校长就重点加强我们的表演功力。有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李维康进来”,我就进去,“出去”,我就出去,就这样来回三四次,然后就问我:“你看我这屋里有什么变化?”我就仔细的看了一遍,我说没发现,史校长就说:“你看这门!”我又仔细看了门,还是没发现,他说:“我原来的门把手是拧的,现在是往下按的。”

就是这么一个细节,换了个门把手。史校长说,我们生活中原来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作为演员,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要有所记忆,要留在心里,观察生活对演员的艺术生涯是有帮助的。

“这句话我可是记了一辈子!”李维康表示,史校长在“文革”中受过很多委屈,他老人家也没享到什么福就故去了,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演员,真是桃李满天下!所有的学生都会记住他,这样的老戏曲教育家、老前辈,大家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缘”沉浮逆境 

1965年,中国京剧院在排《平原游击队》,那时李维康还没毕业,阿甲导演建议借她去演翠萍(后来《平原作战》就叫小英了)。就这样,李维康还没有毕业,就调到中国京剧院了,真是挺顺的。第二年,毕业生要到河北省易县,算是毕业演出,她就回到学校参加演出,也到京剧院排练,那时两头跑。李维康说:“毕业前我回到了学校,那时是1966年,文革开始了,那一年的我18岁,感觉就象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是学生中的尖子。她的房间里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躺下就能看见。学校主楼从一层到五层贴满了污言秽语的大字报,当时她的头脑还比较简单,没有往绝路上想。那时,她班上有两个同学,一个姓杨,一个姓赵,在她看大字报时总跟在旁边站着,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怕她承受不住或者晕倒!

那时吊嗓子、练功都习惯了,让她整天听批判,她觉得浪费时间,就到学校后面的小花园喊嗓子。结果,李维康被一帮人堵住,奚落着:“你还想上京剧院啊,不可能了,臭尖子,你这个修正主义苗子!”

后来突然有一天,工宣队又把李维康偷偷送到京剧院,当时他们在排戏,是《红灯记》。李维康回忆说,“这是第二次进京剧院,还没排什么戏呢,我们学校造反派就来贴大字报了,说是‘揪回李维康,回学校搞文化大革命’,这样造反派头儿与京剧院交涉,最后结果是我又被押回了学校,在学校排练场给大家作检查,经受他们的批判。”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京剧院又需要李维康了,于是再调她过去,这次就没有兴师动众,一辆自行车,驮着少数行李,前面一辆先走,她们在后面,就像平时出去一样,尽量不惊动造反派,就又到了京剧院——不过这一次运气好些,组织上一研究,就在中国戏曲学校宣布,李维康正式调入中国京剧院,从此就再没离开中国京剧院,直到现在。 

“缘”,夫妻相伴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许多活动中,耿其昌的名字总是与李维康经常出现在一起,许多不知情的人会觉得耿其昌是不是靠李维康出的名呢?其实不然,耿其昌与京剧的缘分可以说是和李维康非常相似的,而他们俩的缘,也是从考入中国戏校开始的。虽然他们相恋是从各自参加工作之后开始,但这已比他们的相识整整晚了十年。李维康笑称:我和耿其昌谈了八年恋爱,连抗战都结束了呢!

李维康清楚的记得,她和耿其昌从小就是边学习边演戏,得到了不间断的实际操练。12岁开始他们便同其他同学一起每周六进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领导演戏,那时耿其昌常演的剧目是《逍遥津》。他们经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董必武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一起在长安戏院演出。耿其昌则谦虚的说自己没有李维康那么优秀、突出。

在李维康不顺的时候,一直比较平稳发展的耿其昌没有躲避她,而是给了她很大的安慰。虽然李维康心中的苦,耿其昌并不能完全体会,但在生活上他应该是她最平静的港湾。当时在北京京剧院工作的耿其昌每个星期六都从虎坊桥赶往魏公村去看李维康,晚上再赶末班车往城里返。李维康因为自己心中的苦闷经常对耿其昌发脾气,耿其昌此时便是她的出气筒。

1982年,在迎来了创作自由之后,李维康和耿其昌渴望着打破“大锅饭”的局面,渴望着塑造成功的角色,“认识自己,创造价值”的人生理念促使他们在剧院领导近乎苛刻的条件之下,承包了中国京剧院二团,李维康任团长。

他们实现了他们希望的演员价值,同时创造了不菲的票房价值,每场戏的上座率没有掉过90%,这在流行音乐开始冲击市场的情况下实属不易。一年150场,恢复一个老戏,排出一个新戏的任务,全院大大小小十几个承包的团队中能完成任务可以说是骄人的成绩。但同时,全团的出路重任完全的压在了李维康的身上,八年下来本来身体底子就很差的李维康病倒了。

谈起当时排练新戏《恩仇恋》,夫妇俩不由得感叹好苦——整整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两岁的女儿发高烧无人照顾也只能带到团里放在一边,抽空看着。现在回想起来,李维康最感欣慰的是实现了一个京剧演员的价值,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再累心里觉得也是舒畅的。

这也是李维康创作的高峰期,《李清照》、《宝莲灯》、《李凤姐》等新编历史戏,《秦香莲》等改编戏及大量的传统戏还有现代戏《蝶恋花》、《恩仇恋》使李维康过足了戏瘾,满足了她一直想实现的“三并举”的愿望。

1997年以后,李维康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再带团了,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台演出。

“缘”,不变情怀

其实,无论顺境也好,逆境也罢,成功都只有一个字:难。李维康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因为酷爱艺术和京剧,有了这些磨难,都是缘于对京剧痴心不改。

很多戏迷都问李维康,为什么没有正式拜过哪一个老师的门下。她就解释说,70年代末以后,她和耿其昌到各地找资料,加上回忆,把传统戏一出出恢复,第一出就是《秦香莲》,就收到了观众的欢迎。“这时,拜师风逐渐兴起来了。

我就想,在学校时跟那么多老师几十出戏,现在再拜另一位老实,这对原来的老师也说不过去。另外,在那个时期创作欲望特别强,如果师从一派可能就有约束。所以四大名旦我都特别喜欢、都想学,如果只拜一位老师,在学别人就有可能不那么方便了索性就图一个艺术创作上的自由。”

京剧界的人士评价李维康,都说她“嗓音宽亮甜美,行腔运气富有新创造。能融梅、程、张等流派的声腔艺术于一炉,并借鉴地方戏曲与歌曲的演唱方法,逐步形成特有的演唱风格。她演传统戏时颇有新意;在新编历史剧与现代戏中,也能成功地塑造角色。例如在现代戏《恩仇恋》里,她将青衣、花衫、刀马旦的行当艺术融在一起,出色地塑造了女主角凤妹子的动人形象。其他如李清照、杨开慧等角色,也扮演得颇为成功。”

对于是否有自立一派的打算,李维康强调,“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她说,这叫“醒来说话”。也觉得不需要。我就是希望广泛吸收之后实现我“三并举”的愿望,创造点新戏,仔细琢磨怎么演好老戏,既然干这行嘛,就得在这方面研究出点东西来,无愧于老师、前辈们的培养,无愧于观众们的期望。

流派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其中需要有代表剧目,要想得到观众认可,需要有一套可上升到理论的表演思想。李维康诚恳的说,“就演员个人而言,还要有不同于别人的属于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表演体系要经得起分析与推敲,同时还要不断有新剧目涌现。我自己还达不到这一点,这么多年都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一切应顺其自然。”

李维康和耿其昌一提到现在年轻一代的京剧演员,充满了羡慕。她说,自从中央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口号后,京剧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青年一代演员太幸福了。真希望时光倒流,那样就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她说虽然自己经历过许多逆境,但比起老一代艺术家的艰辛来,终究是得到了国家和观众的认可,受到了前人所没有受到的尊重。

在李维康看来,现在,经过了十年努力,许多年轻观众也开始喜欢京剧了,这是中央提倡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结果,她相信,今后京剧的发展会更好。虽然走了许多国家,看过了很多国外的民族艺术,但她仍觉得京剧的造诣确实是深厚的、独特的、经得起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