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夫人 专访亚开行的首位华裔发言人——首席魏尚进

“我读书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就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如果中国多一些好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就可能大大改善。这是我做经济学家的初衷,真正成为经济学家之后,处于学术研究前沿,而且能够有机会提出一些可供政策参考的解决方案又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和愉悦感。”现任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回忆起自己的经济学家“幼稚梦”。

魏尚进今年8月份正式履职亚开行,担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他自此成为亚开行历史上首位华人经济学家。

从赴任至10月下旬在北京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的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魏尚进已经去了亚开行5个成员国,希望获得这些国家一手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情况,从而在其研究工作中更好地贴近实际,进而为亚开行与这些国家开展项目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亚开行首位华人“发言人”

第一财经日报:您了解亚开行选择您作为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原因吗?您如何定义“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本身?

魏尚进:首席经济学家在亚开行有几个方面的角色:第一,在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代表亚开行阐述亚开行的经济政策,是亚开行的“发言人(spokesperson)”;第二,管理一个研究局,目前有70人的团队,但马上就要扩编。

研究局的工作有三部分:一是对宏观金融经济市场的跟踪,其中包括定期对亚洲各国经济情况进行分析;二是对具体部门的研究,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着手就如何提高亚洲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培训进行研究;三是和亚开行直接相关的运行工作,开展日常工作,比如正在进行的项目评估等。

至于亚开行选择我来做首席经济学家的原因,应该是综合的考虑:

首先,从我自己而言,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兴趣也比较多,这个职位也要求知识面要全,不能狭隘;第二,亚开行是亚洲开发银行,因此这个人需要对发展中国家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我在中国长大,不仅熟悉而且关注这个区域,在研究中很多课题都涉及到亚洲或中国经济问题;第三,在所有的成员国里面,中国有很多特殊性,一是体量大,二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使得很多发展中成员国愿意直接、间接地学习和模仿;第四,首席经济学家需要和国际学术界、金融机构有良好的联系,我个人之前在IMF和世行都有过工作经历,而且和全球的学术圈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因为亚开行和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世行以及美洲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扥该机构都会有定期的首席经济学家的会议,讨论世界经济形势。

关注中国潜在增长率

日报:您长期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现在中国经济放缓基本上板上钉钉了,亚开行也出了报告,认为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5%,2015年GDP增速进一步降低至7.4%,这是基于怎样的依据?

魏尚进:在判断具体的速度是多少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作出一个分析。这个很重要,因为是否要对经济进行刺激取决于实际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的关系。如果实际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则需要紧缩,反之可能需要刺激。

影响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的因素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结构。现在业界比较关注的是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化,从2012年开始,工作年龄人口绝对值大约以每年0.3%的速度在下降。从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到GDP增长率需要乘一个系数0.

6,只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就是说每年0.3%的工作人口下降速度意味着GDP增速每年下降0.18个百分点,十年之后就是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只有5.7%左右,这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新常态。

但上述论断其实并不全面,另一个人口结构因素—性别失衡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中国是世界上性别失衡最为严重的十几个国家之一,应婚年龄男女比例失衡,现在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5:1。一方面是造成很多有男孩的父母包括男孩本身工作努力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承担风险,接受风险。

因为风险和收入是成正比的。更多的人愿意去创业做企业家,相比于没有性别失衡而言,这两个渠道会造成增长率增加,张晓波教授与我的测算显示,这个因素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对中国的增长率的影响是提高了2个百分点左右。由这一因素带来的增长并不带来幸福感的增加。我不会让一个国家为了增加GDP增长率而有意制造性别失衡。

不过,既然性别失衡是中国的现实,我们要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出分析的话也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在今后的10年里,虽然工作总人口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应婚青年的性别失衡程度仍在继续恶化;即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要调整失衡状态也需要有15~20年的时滞,这期间性别失衡会对工作年龄人口降低对GDP增速产生的负面作用产生一定的冲销作用。

日报:除了应该修正上述测算方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吗?

魏尚进:第二个修正因素是生产率,现在大家都谈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提高生产率的渠道,但除此之外也需要关注资源配置。任何政策改革能够降低要素市场的资源错配的话就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比如说,国企改革是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重要渠道,金融改革也是,所以不能低估这方面的作用。需要把改革的重要性与生产率的提高及潜在增长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日报:那2015年GDP增速低于2014年GDP增速的测算是基于哪些因素?

魏尚进:主要是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经济形势继续在恶化,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经济继续疲软,甚至重回衰退的风险,而日本经济也并没有如预期的复苏;同时,国内经济生产率短期内无法提高,这些对中国的经济会有负面的影响。

日报:今年以来,央行更多地采取定向的刺激方式来调节经济和金融市场,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否有效?

魏尚进:现在国内有很多不叫经济刺激的刺激政策。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部门面临一定的压力,因此开始采取定向宽松的办法,但是因为游泳池不管从哪个管道灌水,对最终水池的高度影响都一样。虽然具体的一些金融机构如果能拿到优惠政策话,对它有好处,但是对整个经济的流动性而言,最后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日报:那财政政策是否有一定的刺激空间,是否需要加大财政支出?

魏尚进:财政政策也是一样,近来出台的加速折旧的办法其实是一种刺激,在前三个季度,财政支出落实较快,也是一种变相的刺激。但我认为财政方面或许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中国还有税率普遍降低的空间。有企业家就普遍反映,希望能够用降低税率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通过补贴,为申请补贴企业与政府都有大量的资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