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振的负面新闻 看新媒体代运营公司是如何处置负面新闻的

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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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互联网空前繁荣.新媒体代运营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社会"公器"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信息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即刻遍及全国,舆论"杀伤力"越来越凶猛.这一时代背景下,一旦发生不良事件,极易吸引大批媒体的"捕捉" 报道以及招来网民的聚焦.特别是负面新闻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应对,很有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舆情危机,不利于事件的良性解决,同时伤及公信.我们该如何看待负面新闻实际上,新闻并无正面.负面之分.早前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就曾指出:"说

在互联网空前繁荣、新媒体代运营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社会“公器”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信息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即刻遍及全国,舆论“杀伤力”越来越凶猛。这一时代背景下,一旦发生不良事件,极易吸引大批媒体的“捕捉” 报道以及招来网民的聚焦。特别是负面新闻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应对,很有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舆情危机,不利于事件的良性解决,同时伤及公信。

我们该如何看待负面新闻

实际上,新闻并无正面、负面之分。早前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就曾指出:“说我们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应从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有学者认为:“相反,照亮阴暗面,把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暴露在公众的审视下,从根本上来说,是积极的行为。记者喜欢关注社会结构中的那些裂缝,否则,他们存在的真正价值就会受到威胁。”

判断报道的正负面问题,最重要是看报道的利益落脚点与符合事实与否。另外,一些网民关心社会负面,更多是带着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看重的是负面新闻的积极面:即在于它因揭露丑恶和问题所彰显的警示功能和监督功能。实际上,开掘负面新闻的正面效应,努力凸显新闻的建设性效应,记者也经常碰到“度”的把握。

是什么成就了一些扭曲的负面报道

每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存在着它的主客观原因。一些媒体为什么爱揭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私”,并且揭起来越来越“疯狂”。无非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负面传播效应”。实际上,国内外舆论更关注“负面新闻”是普遍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打架闹事、奇闻异闻往往比正常的新闻更能收获收视率和关注度,这是一种现实。特别是快餐式网络媒体的兴起,抢占信息与舆论制高点成为当今媒体所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难题,扑捉负面、发现问题自然成为一些媒体苦练的“内功”。一些市场化媒体不得不迎合整体受众的偏好,渲染负面新闻以获取媒体话语权。

二是“盈利效应”。当前,媒体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彼此竞争日趋激烈,媒体生存压力较大。有分析文章就曾指出,很多媒体都是全员营销,造成了媒体人员素质的下降,个别从业人员从中浑水摸鱼而谋私;一些媒体则将广告与新闻混在一起,负面新闻成为创收的利器。早前查出的一些违法网站,"删除负面新闻"就是其“盈利模式”。

三是“鸵鸟效应”。有不少媒体记者曾指出,“找到企业采访,很多企业都不愿搭理;而一旦出了负面报道,就会重视起来”,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策略,在一些媒体广泛使用。

同时,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抱着“容不下一篇负面”的政绩思维,愿意“挨刀”、“花钱消灾”也助长了一些记者与媒介的不法行为。

如何妥善应对“负面时代”

客观地说,虽然当前各大媒体与网络不断注入社会“真善美”(仅新浪微博“正能量”词频高达1.5亿条),强化了社会正面的弘扬,但可预计,新闻负面与正面的博弈共存将是长期的现象。为此,建议各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媒体各类报道

无数案例表明,在舆论监督威力张显的当前,企图“懒得理”乃至对立媒体的做法至少是不聪明的。在一个突发事件或曝光问题面前,你越试图掩盖,媒体就会越炒作;你越拒绝网络质疑,网民就越想证明你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作为舆论话语权的把持者媒体与网络,政府和企业应该学会与之接触打交道,构筑一个媒体通道,与媒体保持良性互动,拓展维护与媒体的合作关系。当前国内盛行的“XXX网络媒体行”“XXX网络人士论坛”便可借鉴。

二是善用官方信息发布平台

负面信息的流窜往往是因为正面声音的“缺位”。要加快完善自身信息传播体系,如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新闻发布会等,通过这些权威平台及时发布回应信息,与公众进行沟通,反馈舆论对事件发展的各种质疑。同时,通过针对负面信息的正面回应,“以正视听”,达到强化舆论引导、赢得话语权作用。有网民评论就认为,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媒体的知情权、公众的监督权应该得到尊重。

三是做好负面报道的预警工作

做好预警工作是处置好负面舆情危机的重要前提。如利用与媒体的关系或者利用有关舆情监测软件,对各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监测预警,及时发现与己相关的负面报道,并跟进妥善处置,尽量压缩负面传播的空间,以降低负面影响程度。

四是坚决举报与抗拒敲诈性负面报道

对于媒体正常的负面报道应采取“包容”的态度,特别是要重视那些突出建设性的负面报道,借此强化自身的问题意识。而对那些把社会“公器”变为“利(润)器”,将信息变卖为生产力“快乐地奋斗着”的不法媒体与记者,当事方应尽量保留相关证据,通过行政或法律或社会公开途径予以坚决的回击。

新媒体时代,转变传统负面思维方式,适应新媒体时期的媒体监督环境,提高应对负面报道的能力显然更为迫切。我们要习惯新媒体代运营工作人员与网民的监督热情,变革传统对待舆论监督的思维,“容不下一篇负面”可否置换成“改进每一项不足”,能否将“负面监督”的敌意化为促进工作的助推剂?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应有“太平美满”的美好追求,也可有“问题存在 但我们正在努力”的过程思维。

诚然,强化内功才是舆论监督年代的底气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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