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之门徐则臣 乌托邦、历史和《午夜之门》

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念书的成绩不咋地,就对家人说,考不好就去学考古。那时候我对大学一无所知,只听说考古是个相当冷的专业,分数线低。大家不愿进,我进。这话不是投机,我的确非常喜欢历史和考古,从小就喜欢看旧书,听过去的事。

厚古薄今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我已经开始写作,开始读很多文学的书,大部分是外国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我依然不喜欢当下的现实主义,那些缺少历史感和厚度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美”可言。

当然,我念的不是历史专业,更不是考古,而是中文。我记不清到底是怎么“背叛”历史了,总之我在心里为此长久地羞愧,多年以后直至现在,一份报纸上所有的新闻我都可以忽略,但只要涉及考古,绝对不会放过。

我基本上清楚这几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哪些沉睡的历史已经和正在重见天日。我不停地还自己一笔笔历史的账。此外,就是写了一个又一个远离当下的小说。即使在我扭转过脑筋,明白“当下”也可以很“美”甚至更“美”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要写过去的事。

历史是我心里的一块胎记,放不下,丢不掉。《午夜之门》和历史有关。但其中的历史没有生卒年月,我不想让它有所指,我只要遥远的景观,灰黄的旧时光,我想看看已经被长久地单一化、模式化的想像损害的历史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说得很好。所以我还想看看,假如一个人像“我”一样穿过众说纷纭的历史,他的眼睛里、心中和口袋里会留下什么。我还好奇的是,如果这个人与众不同,那么,历史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一个人穿过历史,历史因此带有个人的温度,身体的温度和精神的温度。一切历史也都是个人史。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我不舍得让第三人称替我走这一遭,木鱼,像枚钉子不停地往历史的木头里钻,要穿过暧昧的家庭伦理,穿过旧时的大家庭的分崩离析,穿过悬置了正义的战争和死亡,穿过流浪、爱情、友谊、精神的回归和一条浩浩荡荡流淌多年的河流。

一个人能遇到的他遇到了,一个人不能遇到的他可能也遇到了。当这枚钉子终于钻出历史,他被磨得光滑明亮,也磨得迟钝、疲惫,伤痕累累。

这一年“我”十八岁,想停在历史之外喘口气歇歇,但是不被允许,他像一颗被强行推上膛的子弹,重新作为一枚钉子钻进木头里。如同宿命,谁也逃不脱,进去也得进去,不进去也得进去。所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这个意义上完全讲得通畅。

《午夜之门》要说的,就是带有个人体温的历史,一个人的听说见闻,一个人的思想和发现,一个人的疑难和追问,一个人的绝望之望和无用之用。“我”,木鱼的历史,说到底就是我的当下。我在当下想弄清楚的,经由木鱼带进历史去经验一番。历史和当下在这里达成了和解。

而历史和当下在我这里,共同与一个乌托邦有关。大约500年前,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乌托邦》,从此乌托邦成了理想主义者遥望的天堂。那里应有尽有,只有好的,没有坏的。我的乌托邦不敢如此宏大,它只是我用文字建造出的一个和我有关的世界,存储我的生活、想像、虚构、质疑、批判和向往,承载我的趣味和思考。

也许也应有尽有,但不会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在我看来,往往坏的比好的意义更大。这个世界有无数的美好,已有定论,实在没必要再巴巴地继续跟上去附和,反倒是哪些格格不入者,那些害群之马,需要文学去发现和矫正;以及这个世界上那些无从判定好坏的人和事,需要文学去寻找和阐释,去光大和斥责。

我的文字触及者,都是我的内容和形式,因此,我的乌托邦有形也无形,既可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又可能四处茫茫皆不见。

十年前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够写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写。我以为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我都能写,只要它来到我笔下。当真是年轻气盛,无知者无畏。后来才发现,一个人的写作其实应该是狭隘和偏僻的,弱水三千你不得不只取一瓢饮,你只能取那一瓢。

你喝不了那么多,你也没兴趣喝那么多。也许后者更重要。一个人的写作兴奋点是逐渐变少的,审美趣味和注视世界的角度不允许你无限地拓展目光,你得集中,你得深入,因为你想把你感兴趣的东西说清楚,说得完美,所以你不得不狭隘,写作和志趣把你从辽阔的原野赶进了一条小胡同,让你把胡同走穿。死胡同走成活的。

走通了,那胡同就是你的,有你的气味和方式,有你的发现和呈示,有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单单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偏僻。偏僻乃是价值之所在。我从不相信无数人挤在一条大道上能有独到的发现。那是赶集,不是写作。

我想像有一条路岔开出去,以我的方式一个人走,通往那个理想之地,所有的文字筑成一个乌托邦。我写当下,写历史,努力让虚无生出存在。《午夜之门》源于我对某种历史偏僻的喜好,不管它虚弱还是强壮,都将参与一个乌托邦的建造,成为砖石或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