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青年党 北伐战争后青年党对吴佩孚“出山”的 幻想及破灭

北伐战争后青年党对吴佩孚“出山”的 幻想及破灭

《民国大事纪要》载“1928年2月时,国家主义派到川为吴佩孚祝寿,并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

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民国时期,因其倡导的政治理论为“国家主义”,创建了《醒狮周报》为宣传阵地,青年党又常被人称为“国家主义派”或“醒狮派”。青年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曾琦、左舜生、李磺、陈启天等。青年党脱胎于中国少年学会。1923年12月2日,中国青年党在巴黎正式成立。奉行“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的宗旨。

吴佩孚,民国时期著名的军阀将领,也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位历史人物,制造过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而在晚年坚守节气不为日本人所利用。他作为首位中国人亮相《时代》杂志封面,被外媒称“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但最终却在北伐战争中一败涂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青年党对待军阀的态度的转变

青年党成立初期,其政治理念和宣传口号都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那么什么是内除国贼,国贼有哪几类?

曾琦指出:所谓“国贼”,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的公意,有害于国家的生存者,第一条即为“盗卖国权,摧残民命的军阀”。青年党认为“造成恐怖现象者,军阀也;扰乱全国秩序者,军阀也”,并且倡导通过革命来打倒军阀,“政权既操于军阀之手,秩序又屡为其所破坏,人民己陷入恐怖状态之中,死中求活之发,惟有出于革命”、“非革命不足以救国,非内倒军阀,不能外抗强权”。

(曾琦,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和创始人,参与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参加青年党十大,当选为主席,反对国共合作)

此外1926年之前,青年党是不屑于进行武装斗争的。在曾琦看来,当时中国问题众多,并非一时之间靠武力获得政权,便可以解决。另外,青年党主要领导人均来自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所以曾琦,李璜等人认为,要改造现在的中国,只须从社会活动,民众运动着手就可以达到目的。

再者他们经历过“五四”运动,注意到拥有武装的军阀竟然也不得不屈服于赤手空拳的学生,这让他们深信民众运动能够改变现状。所以青年党最初的政治理想,以及提出的所谓“全民革命”,其实施方法,都是期望用宣传号召的方法,引导各阶层自行建立农会、商会、工会等各种组织,进而互相联络,使全国一盘散沙的的民众先归在许许多多的小组织之下,最后“等到小组织大联合之后,革命的期间便成熟了,革命成功便不成问题了!”

然而事实却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一帆风顺。最终促使青年党领导人改变以往的主张,寻求建设武装力量的是来自国民党和共产党压力,或者说是压迫。

青年党与共产党虽然都发端于少年中国学会,其领导人也曾互相扶持,并肩作战。但因“主义之争”,早已分道扬镳。1924年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联手在广东等地取缔、打击青年党。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后,青年党因反对北伐更被国共两党视为“反革命”,成了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对象之一,党报被禁,学校被关,大批青年党籍学生和教职员被开除,家产被没收,不少党员被拘禁甚或丧命。

在国共两党的绝对压迫下,加之看到国民党黄埔建军对国共军队战斗力的积极影响,青年党人对武装力量的看法开始转变。

青年党创党人之一胡国伟是较早注意培植武力必要性的青年党领导人。面对北伐军顺利进展,他于1926年12月撰写了《救国的武力政策》一文。进而公开宣称:“武力是我们被压迫者最可宝贵的,他是我们的第二性命”,“非武力无以救国”。

为此,胡国伟对内提出了联团政策、兵学政策,对外提出飞潜政策(指发展飞机和潜艇)、煤铁政策。曾琦此时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他也宣称空言不能奏效,开始鼓励党员研究军事,并派遣青年党人进入军校。

在国共两党咄咄逼人的态势下,在寻求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目标下,曾琦等青年党的领导人开始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他们之前所要“打倒”的军阀身上。曾琦在谈及为何接近军阀时曾说:“当本党受国共两党压迫时,予不得已而奔走南北,广交各军领袖,藉其掩护以图生存”。

虽实属无奈,但确实是青年党所不得不面临的选择。“所领导的一个党,一个爱国而反共的党,简直弄得无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他不去和他们接近,还和谁去接近?”

青年党拉拢吴佩孚

在此种境况下,青年党开始接近和拉拢军阀,吴佩孚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青年党与吴佩孚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时吴佩孚任“讨逆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吴联合进军张作霖的奉军部队,奉系势力被迫退出长江流域。曾琦便派人分别向孙传芳和吴佩孚游说,希望他们能与张作霖联合,以抵抗广东的革命军。据说当时孙、吴对曾琦的建议颇为“赞赏”。

在联络吴佩孚方面,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刘泗英。

在1925年,曾琦就主张在青年党内设立“二级党员”,即为方便拉拢军阀、官僚、政客。1926年,曾琦便以此介绍刘泗英入党。刘泗英既是曾琦的四川老乡,又曾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一员。刘常年混迹于四川军阀之中,还是军阀杨森的对外代表。

而杨森又是吴佩孚的拥趸,在吴佩孚盘踞洛阳时,杨森就多次派刘泗英驻洛联系吴佩孚。“当时吴佩孚到汉口任‘讨逆联军总司令’,杨森时已败退出川,吴任杨为‘讨逆联军四川第一路司令’,刘泗英亦随到汉口,任杨森的驻外代表,刘的南川同乡童季龄,时任杨森的秘书长。刘、童二人分任内外,甚得杨森的倚重。

后刘泗英又将童季龄拉拢入党。吴佩孚平日好读《春秋》,标榜‘忠义’‘爱国’,以关岳自比,又喜欢作诗题字,显示他‘文武兼资’。曾琦和刘泗英为迎合吴佩孚的嗜好,经常赠诗、和诗;又以封建的‘正统’‘道统’观念来投合吴的脾胃。

曾、刘向吴建议:‘重振北洋武力,发扬民族正气,以国家主义精神来训练军队,对外反俄,对内讨赤,先平南方(革命军),然后挥军北上,号令群雄,统一中国’。”而吴佩孚对这一套套也极为受用,非常满足,认为曾刘之言均为“王霸之略”。

后吴为加强与青年党联系,又任用青年党员赵毓松为其行辕的高级官员。种种的种种均因刘泗英在其中穿针引线,他为青年党拉拢吴佩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北洋军阀中青年党与吴佩孚勾结较深时间亦久。始终参与其事的主要人是刘泗英。”

但青年党的重心还放在南京的孙传芳身上,直到北伐战争结束时,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青年党才又开始将目光转向吴佩孚。吴佩孚为直系军阀的重要将领,在直皖战争中声名鹊起,直奉战争中将张作霖赶出关外更是达到个人实力、声名的顶峰,随后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落败,虽后来又以十四省讨贼军总司令之名大败冯玉祥,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下被彻底击败,亡命四川。

然而即使如此,其无论是军事实力和还是领导才能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所以青年党在全国军阀一片颓势,国共实力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仍寄希望于吴佩孚,期望联合吴佩孚,从四川出山,夺取国家政权。

1927年7月,吴佩孚率残余僚属西逃入川 。同月,青年党召开第二次全代会研讨此后党务活动方针。刘泗英也到天津汇报吴佩孚逃川情形。刘泗英谓吴虽避居川东,但仍有相当的潜势力,川中各军愿拥吴东山再起。有鉴于此青年党决定继续与吴联合,想把这只“死老虎耍活”,为青年党所利用。于是继续派刘泗英回川帮吴出谋划策。自1927年下半年起,青年党重点利用流寓四川的吴佩孚及川中军阀,在西南进行军事布置意图趁乱问鼎中原。

吴佩孚入川后与青年党的相关活动

(一)第一次“出山”尝试

吴佩孚入川后不久,1928年2月,在大竹城内成立“孚威上将军行辕”, 挂起川滇黔湘陕“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招牌,任刘泗英为政务处长,负责对外联络和谋划定策。同时,刘泗英得到青年党中央授意,劝杨森勿倾向国民党,仍继续拥吴。

4月,刘泗英又利用吴佩孚生日之机与各军代表密商,拟乘国内局势混乱之际,以杨森部为基干,在川省树立拥戴力量东下宜昌,回攻武汉;北出秦川,以取西安。然而,密谋很快被蒋介石获悉,蒋便收买杨森部师长郭汝栋,许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令其5月出师讨伐杨森。

随后杨森被迫撤离,吴佩孚也仓皇离开大竹县北往绥定,托庇于刘存厚。刘存厚此时仍奉北洋号令,挂五色旗,未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盘踞在四川一隅。其手下军需处长郑西屏已加人青年党,青年党便又知会郑西屏,劝刘存厚与杨森一同拥护吴佩孚。

(二)第二次“出山”尝试

不久青年党又派杨叔明去四川见吴佩孚,表示愿助吴“兴复旧业”,吴遂任杨叔明为其“行辕”的“高等参赞”。杨叔明到四川后,与刘泗英积极配合,青年党在“帅府”中活动更为活跃。随后,青年党加快在四川发展党员,吴佩孚的多位旧部属,乃至杨森,李家钰,都由刘泗英和杨叔明介绍加人青年党。

刘、杨两人当时的计划是:以杨森,李家钰(李家钰为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的师长兼“四川边防军总司令”)两部为基本武力,利用吴佩孚这块老招牌拉拢刘存厚号召川军各部,在四川建立反共、反蒋的国家主义政权。然后俟机东出夔门,进窥武汉,逐鹿中原。经过刘泗英和杨叔明等青年党员的积极联络,吴佩孚的函电纷驰,1928年夏,杨森和李家钰等部组织“同盟军”,进攻重庆地区的21军刘湘部。

而因同盟军内部步调不一,刘湘又早有准备,战事一起,盟军很快败下阵来,青年党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但此时,刘泗英和杨叔明仍未放弃。杨叔明更借吴佩孚的名义,各方联络,拉拢各四川军队长官加入青年党。

(三)第三次“出山”尝试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与李宗仁争夺武汉。同年三月,吴佩孚又在河市坝大庆生日,段祺瑞,曹锟,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等均派代表到川祝寿。刘泗英、杨叔明与各方代表交换意见,认为这是吴佩孚出山的好机会。

刘、杨遂向吴佩孚建议,以援“鄂”为名,率师东下。吴即分别致函邓锡候,杨森,李家钰等,谓“四川非坐守之地,宜团结群力,向外发展,统一中原”。各方势力积极响应,但重庆及东部沿江各地均为刘湘的布防地,刘湘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坚决制止吴佩孚假道出川。

但不久,李宗仁便被蒋介石打败,吴佩孚和青年党的幻想又落空了。事已至此,青年党仍在努力,1929年夏,杨叔明又向吴佩孚介绍了一名叫李国焕的青年党成员,由吴委任为“讨逆联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

(四)第四次“出山”尝试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启天,秦兆,夏华清等人因刘泗英荐引,均由吴委以高级参赞名义,为吴奔走各方。

李璜赴四川扩大青年党的组织并介绍留法时入党的同志——邬刚如 、曹青萍、闵明钦等,以同乡关系或技术能力渗入四川各路军队出任军佐或兵工等工作。由青年党派遣至日本及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的同志 这时也已毕业回到四川。

李璜也因刘湘的部下——青年党人钟君犹被介绍进入刘湘的第21军中任军事和团务训练教官。曾琦在天津总部派人到北平联络阎锡山和冯玉祥两部人员,并亲自到山西见阎锡山,表示青年党可以策动四川各军拥吴反蒋,愿与阎、冯一致行动。

刘泗英更是积极活动,先北上向曾琦汇报情况,又与段祺瑞,曹锟会谈,获得其对吴的支持。又到北平,得直系军人、政客之资助。甚至据闻曾取得英国驻华公使馆的默许,待吴进驻汉口,英方愿由汇丰银行贷款500万元,助吴购械扩军。5月初,刘泗英返川复命,吴佩孚即于5月6日发出“鱼电”,谓:“即日出川,居中调停。”

然人算不如天算,青年党游说刘湘失败,刘仍然听命于蒋介石,扼守出川要道,最后吴佩孚不得不打道回府。正在刘、杨等人再想它法,甚至打算“合力武力解决”刘湘的时候,反蒋战事急剧变化。10月,阎、冯倒台。吴佩孚的出兵计划,青年党的政治阴谋再一次失败。在这次失败后,吴佩孚“行辕”中的青年党人商议今后策略,都认为东去几无可能,只有往西北发展尚有希望。

(五)第五次“出山”尝试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统治暂时稳定,他认识到留寓四川的吴佩孚与青年党及四川军阀相勾结终究是一隐患,便想诱使吴佩孚离开四川。1931年春,蒋介石电请吴佩孚前往南京,共商国是。然而,刘泗英和吴佩孚都认为到南京恐遭蒋介石软禁,绝不能去,但又不好直接拒绝,便摆出一副东去的模样,实则是要“到陕甘两省去招抚北洋旧部,徐图再起”。

时甘肃发生“雷马事变”,原冯玉祥部师长雷中田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拘留,雷自认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

刘泗英建议吴佩孚出面调停,取得双方好感。随后刘又拉拢宁夏、青海、新疆各方势力,加上四川的杨森和邓锡侯,于1931年11月15日,发出拥吴出山的通电。“要求”吴出而“主持对外军事,为政府外交之后盾,作人民救国之先锋”。然而在蒋介石的压力下,青海和甘肃先后否认。在陕西的杨虎城也不愿看到吴佩孚在甘肃招兵买马威胁他的后方,遂派兵入甘。吴佩孚和刘泗英在甘肃活动一个多月便仓皇出逃。

(六)第六次“出山”尝试

在刘泗英随吴佩孚在甘活动期间,曾琦在天津也就近参与“北洋派大同盟”。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洋派的旧势力认为这是反蒋的好机会,商量由北方军人联合起来拥护吴佩孚与段祺瑞合作反蒋。曾琦曾派人参加这一会议并表示青年党全力支持,负责搞反蒋的民众运动以为声援。

会议决定推吴任“北方抗日联军总司令”,以抗日为号召来进行反蒋。蒋介石得知后即实行分化策略,“北洋派大同盟”不久瓦解。吴佩孚进退失据,张学良、于学忠将他迎往北平,并每月许以生活费四千元。青年党对吴佩孚寄予的一切幻想终于就此破灭,而刘泗英等青年党人经曾琦同意后,也离开吴佩孚另谋出路。

小结

当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不断北进的时候,当国民党开始宣布“一党专政”的时候,当蒋介石开始“清党”的时候,青年党才恍然发现根本没有资本,根本没有力量同国民党进行对抗。终于认识到跟国民党共产党的最终决胜的凭力在“武力”而非“党力”。

而此时放眼国内,“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而军阀中,也少有真正可以与之合作和值得依附的。所以吴佩孚虽已败逃四川,但青年党仍寄希望于吴,期望吴佩孚等待时机,依靠直系势力出山反蒋,而后便以青年党之理念建立政权。

然而我们从长远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吴佩孚本身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吴佩孚本人的实力无法对抗蒋介石。吴在全盛时期,坐拥鄂豫,兵力达20万之众,而面对刚刚出师的北伐军,尚且在数月内全军覆没。更别说吴佩孚入川后,蒋介石已经名义上统一全国了,国民革命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战斗力都更胜以往,吴佩孚又如何与其一争。

入川之后,吴佩孚的力量就更加薄弱,吴佩孚入川时已是光杆司令,后旧部来投也只有二千人,但不久武器又被收缴。

这样,吴要出山必须借助四川军阀的力量。但川将对吴氏的态度,“前固奉命唯谨,今则冷暖各殊,表面互异”,并不是真心助吴。二、军阀各派系的鼠首两端,无法真正团结起来。青年党本是想利用吴佩孚出山,号召军阀各系共同反蒋。

然而青年党没有认识到的是,吴佩孚之声名威望的确不可小觑,但各派军阀头子也并不会仅仅看在吴佩孚的面子上就为其马首是瞻。军阀各派系盘根错节,想法各不相同,出尔反尔也是经常有之。如冯玉祥先助蒋介石北伐,后联合阎锡山反蒋。

这种情况在军阀混战时期就更是数不胜数。就算是吴佩孚所在的直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靳云鹏北伐时期投向国民党,之后又向吴佩孚表示愿助其出山。如此这般,就算吴佩孚出山成功也难以形成大气。

三、蒋介石一直防备着吴佩孚,不会放任其出山。蒋在吴佩孚入川后,先釜底抽薪,削弱吴佩孚的靠山杨森。又拉拢刘湘,命其扼守川东,使吴根本无法出川。后又想办法使吴佩孚调离四川,迫使吴佩孚入甘,最后不得已隐居于北京。

所以综上所述,青年党是在其武装力量发展严重滞后,和急切的想要提高其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幻想辅助兵败入川的吴佩孚出山反蒋,扩大青年党的生存空间,进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底盘,建立自己的政权。然而由于青年党整个计划缺乏前瞻性和战略性,吴佩孚本身也根本不具备东山再起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最终导致青年党对吴佩孚幻想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