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吴宓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提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只要稍微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有所耳闻,但是,梁启超的积极参与和活动对“四大导师”阵容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却并非人人所知。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1924年秋,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1925年2月,成立了“研究院筹备委员会”,由著名学者吴宓担任主任委员,制定了章程,决定先作“国学”一科。关于创建研究院的宗旨,吴宓在研究院开学时所作的报告中有着明确的表述,其中心思想就是,面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了适应不断兴起的文化热,同时也为了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这一学术机构的设立来培养专门的国学人才,借助这些专门人才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精深研究,从而使中西文化相互沟通,并经过综合、比较和创新,达到发扬本国文化的目的。

其实,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时任校长曹云祥曾请胡适代为设计,并拟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曹云祥是外交官出身,不善学术之道。曹云祥以外交官身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大概与清华当时的管理体制有关,因为清华原属外交部、教育部两个部门管辖,以外交部为主,校长由外交部委派。)对于曹云祥校长的请求,胡适表示了拒绝,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最好去请梁任公(即梁启超)、王静安(即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一说还有罗振玉),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话虽如此说,但胡适在国学研究院的创建过程中却尽了很大力量,他曾极力向清华师生说教:“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办研究院首先应办好国学门”,并为此多方奔走,推举教员,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王国维就是由他最早推荐的。1925年秋,曹云祥校长敦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任导师,李济为特别讲师。这些人中除章太炎未就任外,其余人都先后应聘。正是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1日与清华大学部同时开学。

梁启超于1925年9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居住在清华北院。这年年底,梁启超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为导师,据说,当时曹云祥曾问梁启超:“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启超回答说,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梁启超:“他有何著作?”梁启超回答说,他也没有著作。听到梁启超的回答,曹云祥不免面露难色,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无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听后十分生气地说:“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倒可称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听梁启超如此一说,曹云祥被说服了,于是便向陈寅恪发出邀请,聘请他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在当时的清华,这是教师的一种职称,之所以称为“导师”,是以示学术地位高于普通大学的教授)。1926年秋,陈寅恪正式来国学研究院就职,于是形成了学术史上名闻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阵容。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四年(1925—1929),但为我国培养造就了整整一代国学人才,特别是学子们师从“四大导师”,个个都学有专长,不少人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等。这其中梁启超不拘一格举荐人才的功劳是不应当被遗忘的。这样,清华到20世纪30年代,便形成了一支稳固的、高质的,在当时可称之“无与伦比”的师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