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之死:1950年响应号召回国 文革全家自杀(转载)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

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

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

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

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

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

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

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

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

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

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

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

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

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

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

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

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