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谈秦城监狱经历和王张江姚的情况

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访

            原题:《刘庆棠: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

       发布时间:2012-12-26 15:30

【 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

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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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

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

”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

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

”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秋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

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

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

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

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

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

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文革中的文化部长 出狱后的刘庆棠

1964年9月25日,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正式彩排。刘庆棠跳男主人公洪常青,他32岁。《红》剧从天桥剧场跳到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为他们将这种西洋的宫廷艺术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鼓了掌,讲了两句话:“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红》剧成为革命样板戏,江青指定其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刘庆棠由中央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升为党委书记,1974年,为文化部副部长。他这时脱下舞鞋,志满意得。有民间顺口溜“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指的就是他一舞青云。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10月21日 ,刘庆棠被正式羁押。1983年11月2日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确认他“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制造假案,诬告陷害罪”,依照《刑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羁押日算起。1986年春天,刘庆棠因患食道静脉曲张,公安部批准保外就医。此时距他17年刑期还差8年。保外担保人是他的二弟刘庆孟。

刘庆棠患食道静脉曲张是肝硬化引起的,肝硬化是在秦城监狱得的。这之前他身体很好,受审查或在狱中一直注意练身,有条件时,做做基本功。有一天,他原配妻子徐杰来监狱提出要和他离婚,他不同意,求徐杰宽谅他。但徐杰毅然决然,几天后把法院的离婚判决书给他。

这是对他致命的一击。他没有细看这份判决书,就给撕了。这是1983年底。刘庆棠有3个孩子,大女儿英24岁,二女儿红15岁,儿子忠12岁。1976年入狱至此,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洗刷政治罪责的同时又失去了家庭,终于悲情伤肝,出现大吐血。

了解刘庆棠和徐杰关系的人说,庆棠在青云得意之时伤害过徐杰,是感情上的伤害,徐杰是借刘庆棠这次政治不幸彻底清算了一次。1958年时,刘庆棠就是中央歌舞剧院舞蹈队的副队长,形象、舞技、气质和心性都很出色。他主演《天鹅湖》后,就在全国开始引人注目。

当时徐杰在中央歌舞团领跳《荷花舞》,也很耀眼。他们那一代人思娶盼嫁之时,正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紧锣密鼓之日。刘庆棠后来说,他当时娶徐杰为妻有两点,一是她出身好,是党员,这在当时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中是极少的,二是徐杰在民族舞方面有成就。

后来,刘庆棠因《红色娘子军》而发紫,对徐杰更为轻视。“四人帮”垮台,许多被刘庆棠伤害过的群众不依不饶,徐杰也在公开场合斥责了刘庆棠。

几次吐血后,他去医院诊查,确为食道静脉曲张。食道静脉曲张是癌症级病患,根除不可能,如果出血不及时制止,会随时死亡。公安部将刘庆棠病情及时上报中央,中央很快下了“同意保外就医”批件。他提出回老家治病,公安部门和文化部同意。

刘庆棠老家在盖县太阳升乡光荣村,离县城不远。刘家依山坡有4间破瓦房,一头是鳏居老父,另一头是年过40未娶的三弟庆诗、四弟庆哲,老母已于1983年患心脏病故去。“文革”十年,刘庆棠给这个家这个乡,甚至给整个盖县城都带来了荣耀。

那幅洪常青给娘子军上党课的大剧照就矗立在火车站前,大人小孩儿都知道这个洪常青是俺盖州人。他20年未归故里,物是人非,盖州人没有人能认出这个脸色苍白的老者。刘庆棠10年狱中,对于回家,千百次地梦想过,而今真的回到生他养他的旧屋,欣慰之外,他心有万种凄凉。

第二天,他去了母亲的坟墓,磕了头,把坟上的杂草乱石清了一下。由于心闷和劳累,下午他又便血了。他谁也没告诉,一下午给北京的二女儿小红和刚移居香港的大女儿小英各写了一封长信,晚上又给他早年在白山艺校时的好朋友韩振写了封信。

韩振,是大连歌舞团编导,当年与刘庆棠都是白山艺校学员,因趣味相投,他们多年为友。刘庆棠入狱后,与韩振失去了联系。

刘与韩振信中有这样一段:一晃40年,我们都近晚年了,一个时代的喜剧和悲剧都让我们演足演过了,都可以休息了,可是我,至今无法退场,恐怕死都无法退场……而今,我为罪囚,不敢有狂妄之想,所能奢望唯有当年小伙伴不弃之情。韩振接到他的信,立即赶往盖县。大连至盖县约有400里,韩振找到他家时已近傍晚。草棚之下,厚谊之上,是他在芭蕾舞台辉煌之时,在政治舞台得意之际都未曾享有的。两人酒后都流下眼泪。

第三天,韩振领着刘庆棠来到大连。白山艺校,是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由鲁晋察冀解放区来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白鹰和田少伯、田凤等人,根据中央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要求所创办的一所革命教育文化学校。校址在丹东,后迁瓦房店。

白山艺术学校办了两年半,培养三期学员,刘庆棠是第三期的。韩振把刘庆棠带到大连白山战友的圈子里,刘庆棠很兴奋。12月16日下午,由韩振领路去见当年白山艺校的二期女学员沙音。关于沙音,刘庆棠有印象,是白山音乐队的,拉二胡,眼不大,很白净,一身列宁服,远则清高,近则随和,不出奇,也不昏眼。

韩振跟刘庆棠讲沙音讲得最多,讲她丈夫3年前故世,现正寡居,有两居室。刘庆棠急于拜见沙音。沙音本名陈琦,沙音是白山艺校时所用艺名。

1948年底白山艺校改编后,沙音被分到辽南市委,做妇女工作,后编为南下工作团,为革命需要而放弃了艺术。韩振领刘庆棠去沙音家对沙音来说很突然。韩振一进门 ,就说:“沙音,你看,我把谁领来了?”刘庆棠叫她沙音大姐,沙音盯着刘庆棠,怎么也认不出来。

后来沙音说,我是二期学员,庆棠是三期学员,我对三期学员不太注意。后来庆棠名气大了,别人指着照片告诉我说,刘庆棠就是这个小男孩,我这才有点印象。

他那时很漂亮,梳分头。来的那天我看他很瘦,很苍白,两眼很枯。我对“文革”的形形色色深恶痛绝,但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刘庆棠对沙音记得更细致一些,他讲了许多沙音在白山艺校的音容笑貌。韩振不在时,刘庆棠马上问沙音能不能送他一张她的单人照片。沙音指那几册影集让他随便挑。他挑了很多,最后还是选了一张。

第三天上午,是小雪天,刘庆棠单独去找沙音,只记得是个很陡的山坡,却不知道门牌,他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也是这天上午,刘庆棠当天日记写道:我喜出望外,感动。她的各方面条件比我好许多。我爱她!我需要!她也会如此。

近日兴奋劳累,又有血便。生命滋味,婚姻滋味,政治滋味,种种,可谓饱尝。刘庆棠回到盖县老家,又旧又破的屋子无法抵御风寒,烧着火炕,室温最高8℃,清早的室温都是在零下。所幸是弟弟和妹妹帮着把窗户钉上薄膜,还弄来些煤块,老父亲看着火,整天为他添柴加煤。

他按韩振的嘱咐,给徐杰去了一封短信,说了他的病情。求她春节带着孩子回老家盖县看看,全家团聚一次。此信意在复婚。徐杰很快回信,说盖县不是她的老家,她永远不回去了。

刘庆棠很内疚,也很愁,心如秋蝉。这是他11年狱后第一次自由过年。春节前,大女儿刘英从香港来了一封信,寄了500元钱。小英信中谈到父母的关系:“至于你和妈妈之间的事,我的看法是顺其自然。我没有权力要求你们任何一方服从另一方,因为在一起真正生活是你们而不是我。”

但沙音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意味着一次生机。他又给大连去了信:“我是很愿意能在大连工作的,至少也要常去疗养和旅游的。下回再去也一定想法多住些日子,也要在姐姐家多住几天,你说好吗?欢迎吗?我想念你。”他不敢确定沙音是否有勇气为他打开那扇家门。

年三十早晨,乡投递员给刘庆棠带来一个包裹,是沙音从大连寄来的两本挂历,还有些食品和一封信。信中只有两句话:“我们相识是缘分。你如果为我而来大连,我就在家等你,任你住多久。”刘庆棠有点不相信,他后来回顾说,是“怀着高兴和激动的心情连看了三遍,喜极而泣”。

他给沙音连夜写了回信:沙音姐姐:感谢你的信和挂历。那幅芭蕾明星掀起我心底无限波澜,谢谢你理解我。我现在已是彻底的孤家寡人。你已为我生命和灵魂全部的渴望,我只想飞到你身边,我现在就去,我这次去不惊动别人,你到车站接我,直接到你家,哪儿也不去。

沙音没收到他临来发的电报。他在大连下火车时已是晚上。

当晚,刘庆棠悄悄在沙音家住下。沙音渴望结婚。但刘庆棠沉吟良久,告诉她,他无权结婚。我国婚姻法规定,被判处徒刑的犯罪人员是不准结婚的,刘庆棠是监外执行的罪犯,也在规定之中。他这时距刑满释放还差7年。

刘庆棠说,我不具备结婚的法律条件,另外,瞒你一件事我该说出来,我的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我的食道静脉好比破旧的胶皮管,随时出血,随时都可能死。

沙音问,你离开这儿去哪儿?

刘庆棠说,回老家,等到1993年刑满。等得到,我就来找你,等不到,你就去把我埋了,我在阴间会感激你。

沙音说,你就别想那么远了。那天晚上,沙音把儿子徐立新、女儿徐虹叫到家,一一介绍给刘庆棠,又指着刘庆棠告诉儿女,这是我的白山老战友,他以后住在我们家。

刘庆棠作了大手术,脾也摘除了。刘庆棠很感动,说,沙音,我大难不死,是你救了我。

刘庆棠与医院院长交了朋友。院长告诉他,食道静脉曲张最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防止食道静脉出血,一旦出血,生死就在一线间。

后来刘庆棠又有三次大出血,又都死里逃生。到1992年,他与沙音都过了60岁了,大女儿小英移居美国后,舍弃了舞蹈,打工谋生;二女儿小红也离开北京歌舞团,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儿子小忠考入北京计算机学院,有了自己的路。

这时,他蓦然发现了孔力。孔力是白山艺术学校第一期学员,与刘庆棠一块儿排过小戏。孔力不算漂亮,宽额方嘴,这大概影响了她日后在艺术表演上的发展,但她的聪明和意志却远非一般女性所能比,这也是当时白山艺校文学部主任谢力鸣独钟情于她的原因。

解放后,谢力鸣去北京任《大众电影》主编,孔力一直默默无闻。那时,刘庆棠经常去他们家,在艺术上得自谢力鸣的帮助很多,谢力鸣也很钟爱这位英俊的学生。“文革”不久,谢力鸣病死,还是刘庆棠帮助料理的丧事。孔力自1989年从北京市演出公司拉出一套班子,成立了个体性质的文艺演出部,下了“海”。现在,孔力对刘庆棠依然是“师娘”般的关怀和嘱咐,又漫不经心地送他一件“金利来”衬衫。

第二天,孔力来到沙音家,百感交集地搂住沙音,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替白山战友照看着刘庆棠,我代表他们感谢你了。沙音听出了弦外之音。

刘庆棠自然非常愉快,他甚至说服沙音接受孔力。

他给孔力去了一封信,说他病情不好,想去北京治疗,问她能否帮助联系海军总医院。孔力很快回信,说一切不成问题。刘庆棠跟沙音提出去北京一事,这次去一是办理刑满释放的事情,二是去治病,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并说这是孔力同情他,想帮助他,并没有别的意思。沙音同意了。

这是1993年9月27日 ,他此去未归。

他以后给沙音写了12封信,每封信都有一点变化,从安慰到解释到表白,从亲切到一本正经到置之不理。

刘庆棠在孔力家住了一年半。

1995年3月20日,刘庆棠的弟弟刘庆诗到沙音家,说,我哥哥让我告诉你,因他和你感情合不来,就让你不要等他了,他让我把他的东西取走。刘庆棠所说的东西是他多年的书信和日记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类照片,这是他最为放心不下的。

沙音又来到北京。她到中央芭蕾舞团,找到徐杰。也曾是一代舞蹈家的徐杰已经被类风湿折磨得神摧色朽。沙音触景生情,悲开泪涌。徐杰平静地说,要哭的不应是你我,而应是刘庆棠,他的心,他的灵魂都扔到地狱里了,他至死都不会安宁;他是一个精灵,在创造与欺骗中飞来舞去,闪着耀眼的光,但是他落到了地狱。他如果能自救,就让他自救吧!

1995年5月,刘庆棠与孔力登记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