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葆森的干爹 胡母:印染在时光中的爱与善 母亲眼中的胡葆森

1955年的夏天,那是6月里闷热的一天,我生下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他是个男孩,按照家中的排序,给他起名叫建明(编者注:胡葆森先生原名滑建明)。

鞭打快牛,严厉家教

解放前,我是一名“老八路”,自小家中贫穷在苦水里泡大,在军队的摸爬滚打中又形成了比较强硬的性格,任何事都不喜欢认输。建明的争强好胜大概就遗传自我。同时,军队还培养了我非常强的服从意识,在部队服从上级,在家中则服从父母。

对于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求。我说的话,孩子们必须遵从,不听的话就动用“武力”解决。建明这孩子从小就看起来比别的孩子聪明,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民间俗语说“鞭打快牛”,于是,我管教他也最多,对他的要求也最严格。

他从小要强,不管是课余活动还是学习,都比较出色。比如他喜欢打球,无论篮球还是乒乓球,在同龄的孩子中都算比较好的。我怕影响他学习,常常因为这个训斥他。但这孩子的性格和我太像了,非常倔强,越不让他去打,他就越要反着来。后来我发现,虽然他偷偷出去打球,但都及时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作业,并且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我就不再时刻盯着这些小事了。

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孩子的安全都是天大的事情。家中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其他两个都是男孩。孩子的平安成长是我时刻都牵挂的事。

孩子们放暑假时,县里有不少孩子喜欢去河里游泳纳凉。当时汛期的河水,水势很急,也时常有小孩子溺水的悲剧发生。于是我严格要求孩子们,特别是这两个男孩不准去河边,更不准下河游泳。“下河”这个词是我当时最大的禁忌。

在这两个男孩上小学的一个暑假,向明(编者注:胡葆森先生的哥哥)和建明一起偷着去游泳。那一天,他们回来以后,我问干什么去了?建明说玩去了。我问:游泳了没有?他挠着头发说:没有。然而,小孩子急着回家,耳朵里面还留有河水里的黄沙。我听到他撒谎,又怕他再去游泳,就狠狠揍了他一顿。后来我知道,其实那天,大儿子也去了,但他回来的时候把耳朵都洗干净了,把黄沙洗掉,没有证据,就逃过了一顿打。

直到建明上高中的时候,他还经常挨打。直到有一次,我打他,他用手一迎,结果我没打到他,反而把我胳膊碰出一块淤青。这时我知道孩子长大了,不能打了,我也打不动了。

最混乱却最进步的日子

日子一天天波澜不惊地过着,但再为静好的岁月也会有被打破的时候。毫无预兆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社会中的一切都偏离了应有的轨道,学校停课、工人停工,批斗时有发生。当时在县里,有三四派,红联、联委、造反公社等。由于社会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制约,总是出奇的乱,不同的两派见面言语不合,就会发生械斗,打死人更是常见。

我的两个儿子正在少年时期,青春期勃发的激情让他们对这些事情也有着天然的好奇。如何能让他们远离这人命低贱、纷乱不堪的时代?又如何能让他们做到对窗外的硝烟弥漫充耳不闻?我再次使用自己的铁血政策,严令禁止孩子们乱跑,要求他们每天在家练字。当时,我规定他们兄弟俩每天在家写日记,每人写五篇,一天一共写十篇,写完才允许外出到我划定边界的地方。说是写日记,其实写什么都可以,也就成了他们练字的一种途径。

那段日子,我上班回来还要做饭,吃饭之后就要上班。根本没有空闲时刻盯着他俩,只能给他们布置任务。每天我下班回家,查够十张的字,才允许他们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要求的十张字并不是每人写了5张,而几乎全是建明写的。因为大儿子喜欢玩,写字又比较慢。建明要想跟他出去玩,就要帮他写。老大也会利用这一点,建明如果不帮他写,就不带他玩。因为这事,建明就又挨了打。

如今,都说建明的字好,他的字是从哪出来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日记、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决定让他上大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儿子又回到了学校。没过多久,地方上的征兵开始了。征兵的时候,两个儿子都不大,当年他俩身高一样,长得结实魁梧。征兵处一下就看中了这两个孩子,非要他们两个都去当兵。大儿子不喜欢读书,就决定去当兵。

当时,我的大女儿也已经到广州开始了军旅生涯。大女儿去了广州,走得太远,我已经很后悔了,把大女儿送走的那天,我坐在安阳车站大哭了一场。所以,我决定,这两个男孩一定不能都去当兵。因为这事,我和武装部征兵处的一个干事大吵了一架。他说:“你怎么这么落后呢?”我说:“我一点都不落后。我的三个孩子已经走了一个!这一个马上又要走!三个孩子走两个了,剩这一个小不点你还不给我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