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山水画一尺多少钱 多少钱一“尺”?中国书画领域的通病

       不知从何时起,只要是想买卖中国书画的人,首先问和答的都是多少钱一“尺”?如同买布卖布一样,默然!

      中国书画以尺论价的买卖究竟始于何年,恐怕已无从考证。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法、孙尚子、阎立本、吴道子,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

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二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谙悉者”。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也曾列出收费的标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是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

      民国时期。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冯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职业书画家都为自己制订按尺讲价的润格费。何为润格?就是旧时文人为他人作诗、作画、写字等所订的价格。其润格费的高低,如同现今“品牌”效应,名气越大者润格费越高。由此可见,中国书画按画面大小来论价的历史渊源流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十分尊重文化名流,对老一辈书画家也是按尺论价予以“统购统销”。并将一批又一批书画家、艺人等文化名流转为国家干部,成为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文化官员。由此形成了新中国书画以尺买卖的“市场”规则。

      现今,随着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开放,收藏、拍卖与画廊的兴起,自由职业书画家的出现,中国书画艺术市场正逐步向按尺论价、按质讲价和按境评价的鼎足时代。笔者拙见:其一,按尺论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二,按质讲价有助于激励中国书画艺术家进入市场交流。其三,按境评价蕴藏着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价值的提升。

      其一,按尺论价对广大中国书画投资者来说,是对预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资,这如同散户炒股看的是大气候一样,与机构资本运作无关。其实,中国书画艺术作品不能按标准化来评定,艺术家毕竟不是标准化的产业工人。

艺术家需要生活历练的成长过程,一般地讲按尺论价投资中国书画需要很长的回报时间,而且对艺术家的未来成长难以把握,毕竟成大器的只是凤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论价仅仅是市场的需要,也是众多买书画的人对“书画”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说:中国书画市场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儒雅商品。

但可悲的是,按尺论价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书画家不出精品,一味追求“尺”,以求多卖几两碎银。

因而,小品大写,小画大作的“手法”把中国书画艺术简化成了纯粹商品化的儒雅礼品。既然中国书画既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就不可避免儒雅腐败。因为,中国书画艺术首先定位的是名人书画,而做名人的前提是做官,综观中国历代书画名家多为官。因此,儒雅腐败的官本位流毒在书画界十分严重,尤其是书法界更是泛滥成灾。投资者,慎之!

      其二,按质讲价,这需要投资者的眼界。“质”无非是内在性,它与量相对。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没有无量之质,也没有无质之量,二者是相互规定的。

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们一般不会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构思、立意、神韵、笔墨功力是否发挥得好。其实,大作品不一定难作,小作品不一定好作。大作品需要书画家具备出色的构图、笔墨驾驭能力和心性的豁达,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气象、深邃的精神气,则更难,它需要书画家高深的笔墨功力和学识修养。

例如:齐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万件以上,其精心之作《苍蝇图》,整个画面只有一张名片大小的苍蝇,但这只苍蝇画得栩栩如生,齐白石还在图中记述了画蝇的趣事。这件作品在199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竟以19.8万成交,如按尺论价,这恐怕是齐白石最贵的一张画了。

      其三,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标准。所谓“境”,是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万物归一的无我之境。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可染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名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万山红遍》,无论在用墨、用色,还是用印、用纸均十分精到,该幅作品不到四尺,当时香港估价约300元,而在2000年荣宝斋拍卖会上以501.

6万元成交,如按尺来论价,每尺价格高达百万元以上,而李可染的其它大幅或巨幅作品都难以企及。

      诚然,每一个成功的中国书画家都走过以尺叫价的过程,这是未成名之前的生存之路,否则,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啦。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需要生活的积淀,也要基本生活的基点。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只为官不为境,以各自本位的思考和官风代替艺术的思考,这都是当今中国书画领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