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之死 《投名状》前传之:马新贻其人

5、湘军集团政治暗杀说 马新贻在奉旨接任浙江巡抚时,曾经进京请训。当马新贻最后一次觐见完毕,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惊恐万状。据马新贻的后人讲,慈禧太后授他密旨,要他秘密调查禁令陷落后,太平天国国库的金银财宝的下落。

太平天国曾在天京积聚了不少财宝,在曾国荃攻进天京后,这些财宝曾被湘军抢劫一空。事后,湘军中人多有购田置地者。当时朝廷曾让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国库的下落,两江总督曾国藩却只对以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

马新贻接到这样的密旨,深知事关重大,故而失态。曾国藩久在大江南北治军,两江重地到处都是他的人马。朝廷调曾国藩作直隶总督,恐怕有将其调离老巢,以便监控的考虑。马新贻虽说文官出身,但做事精明干练,不属湘军集团,授此重任,也是慈禧的高招。

按常理马新贻进京请训,应该到处拜客,在官场中应酬。可这次,马新贻却急匆匆地离开了。 马新贻在去江南的路上,曾经请假回家祭祖。当其启程时,曾将二位兄长召至身边,秘密叮嘱:“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

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马氏兄弟听后,惊恐万状。 马新贻被刺后,首先由江宁将军魁玉以及藩司梅启照等人审讯,几经周折,所奏不过是案犯“言辞闪烁”,“一味支离”等话。

而朝廷则相信幕后定然另有主使,故而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奔赴江宁审案。张之万抵达江宁后,刺马案的审讯工作依然没有太大的突破,只得出张汶详曾与海盗 勾结,马新贻在浙力剿海盗故而招怨。

这样的结果使得朝廷动怒,于是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飞驰江宁速审,同时敦促曾国藩前往江宁任上主持大局。即便是在号称铁面无私的郑敦谨以及两江总督曾国藩长达月余的审讯下,所得结果亦不出前番官员的审讯,只不过量刑更为残酷,将案犯张汶详的凌迟处死,另加剖心致祭。

自始至终,可以说朝廷一直力主刺马案另有主使,并且不断降旨以推动审讯工作,前后轮番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人。但直到最终,各番官员也没有审讯出朝廷所谓的幕后主使,朝廷迫不得已接受了审讯结果。

曾国藩的就任两江总督的态度令人难解。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闻讯即刻调派尚在天津处理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当时,曾国藩正因天津教案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中,举国内外纷纷谴责曾国藩的抑民崇洋行为,而列强还嫌他惩处不力。

此次朝廷调他回任两江,把他从尴尬的处境中拉出来,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1871年9月2日他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折”,固辞两江总督。

曾国藩恋栈天津,有可能是他觉得天津教案还没结束就被调离,太不体面了。他说,“调任两江,疏辞不获,腆颜赴任,内疚滋甚。”但或许另有隐情。朝廷自然以曾国藩老成持重,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等语相劝,同时调遣李鸿章补任直隶总督以安大局。

两江局面混乱,而曾国藩却迟迟不肯动身前往。曾国藩几经推托,朝廷几经敦促。最后,曾国藩才打点好行装准备动身。启程前,曾国藩恳请召见,以观察慈禧太后对江宁时局的看法。

实际上,曾国藩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江宁的事态发展。刺马案一出,江宁将军魁玉,他的门生布政使梅启照,江苏候补道孙衣言等就一直给他频频来函。象朝廷一样,曾国藩也非常关心那个幕后主使人有没有审出来。

抵达江宁后,曾国藩却并不着急审案,每日里不过是聊天接客,翻看《阅微草堂笔记》。在朝廷再次钦派的刑部尚书郑敦谨抵达江宁前,曾国藩唯一所做的与刺马案有关的工作,不过是给马新贻作了一幅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仅此而已。

而后来在与郑敦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的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象以前那样奏结。为何曾国藩会迟迟不肯就任江督,而又为何表现出对刺马案如此这般的消极态度?只怕其中另有隐情。

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复审。郑敦谨,湖南长沙人。道光进士,历任广东、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布政使,山东学政,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同治六年,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郑敦谨亲到山西查出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布政使陈湜贪图女色,所部军纪败坏,以致战事失利。

慈禧太后得报震怒,二人均被革职充军。郑敦谨因此有铁面无私的声誉,后升任刑部尚书。 这次,郑敦谨得谕后即刻星夜兼程抵达江宁,立意要将这个天下疑案审出个水落石出。

故而其抵达江宁后,稍事休息,便开始审案。怎料审案月余,案情仍与此前无异。最后,在1871年3月19日,郑敦谨和曾国藩联名上奏审案结果。奏结虽然更加详细,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却仍照原奏拟定。

所不同的是,第一,特别强调张汶详听授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第二,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最终,朝廷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案。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郑敦谨便匆匆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的盘缠他分毫未受,他的两个随行郎中倒是每人收了曾的五百两银子。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他声称有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复旨。

按照清制,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是要治罪的。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他只以有病为辞,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颜士璋被放到兰州作替补知府,旋即回籍赋闲;而伊勒通阿,随后也奉旨回乡颐养余年。

孙衣言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碑铭称,“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

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孙衣言乃江苏候补道,马新贻的亲信,他自始至终参与了刺马案的审理。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明白其中大有隐情。但是,又奈之若何?前后介入的审讯官员已达五十余位,审案也已长达八个月之久。

斯人已作古,朝廷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上谕赏加马新贻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列国史传,并赐谥端敏。又令在江宁、荷泽、庐州等地建立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

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 综上种种迹象,似乎可以表明,刺马案实出自湘军集团谋划的这一说法更为成立。但湘军集团究竟是由谁和怎样谋划的,尚不清楚。历史的确切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1871年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轰动一时的张汶详刺马案,随着张汶详的人头落地,终于拉下了帷幕。但也由此,历史上关于刺马案的种种传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延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