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徐景贤.〔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五章〕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家里的电话铃声急骤地响起来。
我拎起电话,是中国科技大学来沪的红卫兵许小昆打来的,我和他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相识并有过交往。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我刚从安亭回来。你知道吗,几千个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市委接见并承认这个组织,市委不予理睬,他们就乘火车北上告状,被困在安亭车站。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赶到现场处理。昨天工人们已经接受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返回上海,张春桥对他们有过承诺,他们不放心,这批人现在等在文化广场,一夜没睡觉,要求张春桥见他们,但没有办法和张春桥联络。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在家里休息,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转告他安亭回来的工人们正在文化广场等他。
”
我知道在安亭发生的事件闹大了,心中也非常着急。
◇ “安亭事件”的发生
安亭是京沪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地处上海市嘉定县的南翔镇附近。一个小站发生的事件怎么会惊动北京的党中央呢?这还得从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大学红卫兵的策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等人,参加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经验交流会”,会上确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造反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在促进建立“工总司”的组织中最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来的红卫兵名叫包炮,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成立组织可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总工会和各地的工会组织都由官方筹建,下属各个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决不允许有与此相并行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组织存在。因此,当“工总司”发起单位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认这个“合法组织”并通知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时,市委立即向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铸请示,陶铸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宣言》,声称“工总司”“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对于这样的组织,上海市委采取的态度是“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市委的态度激起了工人造反派的义愤,会后几千工人列队到市委请愿。那天我正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下班,看到工人们举着红旗,排成整齐的队伍,从淮海中路折向常熟路朝市委前进。工人队伍没有呼喊口号,在沉默中前进,颇有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悲壮的意味。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倾向市委的,但看到这样一支队伍,也从内心感到震慑。
工人们在延安西路市委等了几个小时,要求领导接见,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他们便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等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市委领导。夜深了,他们又前往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结果只出来一个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劝他们回家。他们激怒了: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我们就到北京去告状。工人队伍冲到北站,潘国平带人占领了两节客车车厢开往南京,王洪文带人登上了六0二次列车准备上北京。清晨,六0二列车启动北上,但开出不久,列车就被阻在安亭火车站,引入岔道并被上了锁。天下起雨来,工人们饥寒交迫,据缝纫女工徐美英后来告诉我,工人本来没有准备上北京,她自己脚上只穿了一双布鞋,在寒风冷雨中冻得直发抖。
工人们决定孤注一掷,就在安亭铁轨上卧轨拦车,造成重大影响。中午十二点,从上海去北京的十四次列车被迫停靠在安亭。从此开始,京沪线交通全线中断共达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上海站内三十四列火车不能开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滞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了京沪沿线的交通和生产,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铁路交通系统第一起重大事件----“安亭事件”,震惊全国,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和陈伯达都表态认为阻断铁路交通是错误的,要求工人们返回上海。◇ 陈伯达发来了电报
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上海发来了电报,全文如下:
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陈伯达一九六六.
十一.十二
(直送上海安亭火车站)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
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上海市委收到电报以后,立即大量翻印。我觉得这是中央的指示,就布置市委写作班的成员连夜把电报抄成多份大字报,张贴到静安公园的大字报专栏去广为宣传。◇ 张春桥飞赴安亭
十一月十一日晚十点多钟,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托,从北京飞到上海,立即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成员包炮等人的陪同下,赶赴安亭,和“工总司”代表王洪文等见面,潘国平听说张春桥来了,也从南京赶到安亭。
在安亭的汽车修理厂里,张春桥先找“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写给工人的电报,想说服他们带领工人们返回上海。可是工人们开始时不接受陈伯达的电报,他们认为这个电报只强调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指责这次行动“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为今后上海市委“秋后算帐”处分工人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依据。根据“反右派”等运动的政治经验,工人们知道就这样回到上海去再分散到各工厂,肯定会挨整。工人们向张春桥控诉:他们所以要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是因为前一时期他们在各工厂、企业,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所以他们成立这样的组织是“革命的”、“合法的”,至于这次到安亭来,是“被迫的”,责任全在上海市委。
张春桥和工人们的谈判通宵达旦,谈得非常艰难。王洪文、潘国平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有交通大学“反到底”等组织和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的红卫兵为他们撑腰,所以一直谈不下来。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们把张春桥请到一辆卡车上,在安亭车站和群众见面。张春桥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动员工人回上海。工人们在现场“控诉”上海市委,反复强调自己的行动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说穿了,工人们害怕自己回去被打成“反革命”。张春桥站在卡车上淋着雨听完了工人们的“控诉”,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工人们的过激行为是有因的,同时他们要求成立这样的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精神的,张春桥觉得,听了工人们的发言,原来他来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也许是应当改变的。
”
在和广大工人见面以后,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他和王洪文、潘国平等商量,要他们先带领工人返回上海,然后再讨论工人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觉得这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最终同意了张春桥的建议,但他们刚向在场的工人宣布谈判的结果,就被别人轰下了台。结果王洪文和潘国平带了大部分工人回上海,另外一个中泥造纸厂的工人耿金章带了一千人去了苏州。
张春桥也于当天下午返回上海。但回到上海的工人觉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既然张春桥承诺回上海后再讨论其他各项要求,他们就直接去了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见面。
这就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清晨接到从安亭回来的北京红卫兵许小昆的电话之前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安亭事件”的概况。
◇ 我陪张春桥到文化广场谈判
我在家里接到许小昆的电话后,立刻赶往武康路二号市委写作班,因为在那里市委给我装了一个红色保密电话,可以直通市委各个领导人。我拨通了张春桥家里的保密电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接了电话,她说张春桥半夜才回家,还在休息。我说情况紧急,从安亭回来的工人们聚集在文化广场,等候张春桥接见。这时,张春桥自己来听电话了,他说他正在发烧,在安亭和工人谈判,听工人发言,淋了一夜雨,感冒了,但是工人们既然等在文化广场,他还是准备去和他们见面。
他要我先找到他们的头头,以便谈判,他上午还要和市委商量一下。他和我约定下午2时在文化广场后台见面。
放下电话,我赶往文化广场,那里的工人告诉我他们的负责人叫潘国平,现在去了巨鹿路“工总司”总部。我又赶到巨鹿路,找到“工总司”占领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原来住的资本家已经被他们赶走了,只见总部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潘国平在哪里。我亮出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才有负责警卫的人告诉我潘国平在三楼睡觉。我摸到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叫醒了睡眼惺忪的潘国平。
他赤着脚从床上爬起来,穿了一双布鞋接待我。这才看清了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只有二十多岁,方脸盘,小眼睛,说起话来节奏很快。我通知他下午两点张春桥去文化广场和工人见面,要他一定赶过去。
下午,我陪同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我们从永嘉路的大门进入后台。文化广场里简直是一片混乱,几千工人等在大会场里,后台的化妆间、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工总司”的代表。潘国平已经先行到达等候我们了,但这次谈判的整个过程,没有见到王洪文。警卫员护着张春桥硬挤过人群,进入一间谈判用的小会议室,我跟在他们的后面挤了进去。可是这间房间太小,工人和红卫兵的代表有二、三十个人,都想参加谈判,根本挤不下。
于是,临时决定改换大会议室,又闹腾了很久才开始谈判。
说是谈判也根本不像谈判的样子,红卫兵抢过工人的话头,要上海市委保证工人们回到工厂去不会挨整,不被扣工资。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申明全把张春桥骂了一通,指责他没有站到造反派工人的立场上来。有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手持一只照相机,向张春桥提出:“陈伯达的电报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这时,张春桥从他穿的军装胸袋里,掏出几张折叠起来的纸张,把它们展开,向在场的人展示说:“你们看,伯达同志起草电报的手稿都交给我带来了!你们应该听从中央文革的意见。”大家看到了陈伯达用铅笔字在几张白纸上写下的电报全文,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如获至宝,赶紧把电报稿拿过去平铺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摄影。
谁知他拍完照片,竟把原稿收到自己的口袋里不肯交还了。张春桥向他索要,他也不肯拿出来。我看到张春桥有些着急了,就主动去和那个红卫兵交涉,我告诉他:“中央文件的底稿都是要存档的,不能由个人保存。”磨了很久,他才把电报稿交还。我赶紧递给张春桥,张又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胸袋里。
这时,潘国平发言了,他事先已经和北京以及上海的几个大学红卫兵商量过,他提出:这次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市委压制工人造反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上海市委负责。现在工人们都听中央文革的话,返回了上海,张春桥同志在安亭说有什么要求回上海以后再讨论。现在陈伯达同志在电报里说我们工人“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这样上海市委就可以根据电报来整我们这些回厂工人。
张春桥说,伯达同志在北京,不可能了解现场的具体情况,所以中央文革派我来直接处理。现在上海市委决定向各基层单位发文件,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但潘国平坚持说这样的文件是非不分,一定要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组织,我们到安亭去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但参加谈判的工人和红卫兵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 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
谈判进行到这个时候,有人向潘国平递去一张纸,上面写了几项要求,潘国平看后交给了张春桥。
我站在张春桥的身后,看他拿着这张纸犹豫、踌躇了一阵子,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些文字,并在最后签上“张春桥”的名字。
张春桥签完字说:“那就叫市委印成文件下发吧!”
我拿过这一张写在撕下来的笔记本上的纸片,上面写着“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第二条“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后面加写了一句话:“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最后是他的签名和日期、地点:“张春桥一九六六.十一.十三于上海”。也就是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拿起照相机摄下了这个张春桥签字的镜头。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天上午张春桥在接到我的电话以后,曾就下午如何和“工总司”谈判一事,参加过市委常委会,在会上,常委们的意见是:不能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承认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下午在文化广场,市委办公厅还派来一个秘密联络员,到现场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他看到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了字,赶快打电话向康平路市委书记处汇报。曹荻秋等人大为恼火,指责说张春桥去了中央文革,是否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要不要执行市委常委会的决定?
但是,谈判会场里的工人代表和红卫兵们,看到张春桥终于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了,一致兴高采烈,纷纷拿出自己身上的《毛主席语录》,让张春桥签名留念。
潘国平更是兴奋万状,他急于向坚持在文化广场大会场里的工人们报喜,便邀请张春桥到前台去和工人见面。于是,一群人簇拥着张春桥从后台走到主席台上。台下苦熬了好几天、疲惫不堪的一千多名工人渴望知道谈判的结果。潘国平向大家宣布了了张春桥签字同意的“五项要求”,台下一片欢呼。张春桥在欢呼声中作了简短的讲话,鼓励工人们回到单位去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工人们大声呼喊口号:“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从此,上海“工总司”的头头们把张春桥看成他们的“恩人”,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老头子’了!(“老头子”是旧社会上海帮会成员对总头目的尊称)“
大会结束以后,张春桥和我回到后台,但他很快又被人群包围起来,各个组织纷纷要他签字,刻制图章问题,解决经费问题,买摩托车问题,发红袖章问题等等,围得他没法脱身,人们把门都堵住了。这时,市委警卫处的警卫员很机智,看到会议室有个窗口,很快搬几张桌子到窗前,扶着张春桥上桌子,从会议室窗口爬了出去,我也跟着翻窗户,外面有警卫员接应,把我们塞进轿车,一口气开回康平路市委。
◇ 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
回到康平路,张春桥径直去了大院里他的家,没有到小礼堂去和等候在那里的市委常委们见面。我走进康平路小礼堂,看到市委常委们都分散坐在沙发里,他们已经听取了派往文化广场的办公厅联络员回来的汇报,知道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了,曹荻秋一付气鼓鼓的样子,嘴里在不断地埋怨,王少庸猛地吸着烟,瞪着眼睛不作声,杨西光被复旦大学的学生揪斗过了,精神萎靡地蜷缩在沙发里。公务员老李悄悄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这才想起还没有吃午饭,老李给我下了一碗卷子面。我吃完面条,看张春桥还是没有来,我在这里也插不上什么嘴,就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张春桥回家去给陈伯达打了保密电话,汇报了他谈判“五项协议”的经过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并同意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认为他对“五项要求”的判断和签字是正确的。作为对立面,市委的其他领导则认为张春桥的处理决定没有和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商量,他擅自签名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也在这天晚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向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陶铸打电话告状,陶铸听了电话认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这样,中央政治局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听取了汇报,一捶定音,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张春桥胜利了,“工总司”成了革命的合法的组织,造反成了革命的行动,原来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都被颠覆了。
本来,毛泽东派到各地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已经让各级党委头痛了,但是因为工人、农民都没有动,各地的党组织还稳得住大局。现在不行了!由于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工总司”组织的出现,并得到张春桥的承认、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最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面那个从魔瓶中放出来的怪物一样,一股工人造反派的力量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收不回去了。
从此,上海大乱!从此,全国大乱!
有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说张春桥是个“投机分子”,投对了,飞黄腾达;投错了,身败名裂。我觉得这种分析流于肤浅。固然,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以后是说过:“我当时是提着骷髅头(上海话读成“骷郎头”,即脑袋)签字的。
”在他的身上有着巨大的压力,除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以外,还有中央的周恩来、陶铸等人,原来都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的跨行业工人造反组织的,而且张春桥被派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手中并没有握有毛泽东所授予的“尚方宝剑”。但他在听取了工人们的发言以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撤职、坐牢的风险,毅然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五项要求”,是因为他从一九六六年年中调至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深深体会到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陈规和习惯势力,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已经通过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但按照他一贯的思想: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张春桥敢于在“安亭事件”中签这个字,说明他善于审时度势,真正“吃透了”毛泽东思想。此后,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果然一发而不可收,十一月十三日,陈伯达提出了一份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明确提出“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十四日,周恩来同意召开工交座谈会讨论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目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十二月六日,林彪出来做结论了,他在工交座谈会上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每一领域,渗透每一领域。
由此看来,张春桥敢于签字不仅仅是什么投机,更主要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
毛泽东果然批准了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虽然这是事后授予的“尚方宝剑”,但更能说明张春桥善于体察、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思想意图。从此以后,张春桥一直深得毛泽东的垂青和重用。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