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女儿 高尔泰回忆常书鸿 【精彩阅读】高尔泰回忆他早逝女儿——《没有地址的信》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着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着,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冶清冶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的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喝,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磕磕绊绊跟着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着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你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着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着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著吮吮滋味,玩玩么。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着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

你哭着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想,我真是个浑蛋!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无法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剌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着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着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着了我就睡。

你相信我,不久就睡着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着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

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着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

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着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着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着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着了,小手仍捉着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像,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的,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我和你母亲,是1966年三月在敦煌文物研所结婚的。六月文革大恐怖来时,我首当其冲。她带着我的文稿,到你外祖母家避风。你外祖父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在敦煌医院当院长。你妈刚回去,他就成了反革命。家门洞开,市民红卫兵进进出出,抄家打人没日没夜,无可逃遁只有面对。

你是1967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那时我以为,灾难不会长久。我想暴政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无法再照样维持下去。所以虽未看到亮光,总觉得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以为将会看到,新树的繁枝在春风里摇曳。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象?

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逃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象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

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回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

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着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千辛万苦,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你的病大都好了。能够和表哥表姐一同,每天带着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里地,得要起早摸黑。江南多雨,往往道路泥泞,圩堤上更是滑溜。

那年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着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着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着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着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着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在场外边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回家来浑身湿透冶得直抖,原来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把车子捞回来以后坚决不许你再骑,这才减少了许许多多的慌乱和麻烦。

我和祖母,还有二姑妈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我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

更使我高兴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

七十年代末,我和二姑妈先后获得了所谓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命运开始好转,但祖母却逝世了。你跟着我东奔西跑,不断更换学校,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

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中途插班,你都能很快赶上,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那时候,你常常说,你常常梦见飞翔,梦见自己像鸟一样在天上飞翔。你常常仰望着高空的飞鸢,平展双臂想像同它一样。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青年时代死地生还,最美丽的憧憬都不过是隧道尽头的亮光。你一定不知道,你那些无心的话语和自然而然的动作,是怎样地把我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桥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XXX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

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198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交口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

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着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糊。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着“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甫从深渊出来,我各方面压力很大。加上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忙乱而烦燥。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生活一团糟,离婚官司一打好几年,让你也跟着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既不知道,也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

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著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竟然没有想到,起码应该,说一句感谢的话。

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着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1987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宝姑姑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的直觉非常好,虽然阅历很浅,评论我的朋友往往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宝姑姑,你就给我说,这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说没有寒衣,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只好穿她母亲的衣服。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宝姑姑要来,你也非常高兴。我接她到家那天,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着“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红绿黄蓝金橙紫,高低横斜错落有致,五颜六色叮当响,热烈而欢乐。我很惊讶,宝姑姑则高兴得搂着你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

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像;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而淡化而失去深邃,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熟。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着时日的推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说起来终觉隔着一层,有时候还自相矛盾。

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白。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着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了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我们调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1989年“六?四”后,大逮捕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

我被捕后,警察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宝姑姑为了采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

我的罪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说来说去,都无非我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还有一些私下的谈话和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无法定罪。

关到第二年春天,又把我放了。但不是“无罪释放”,叫做“结束审查”。没有结论,说要敢乱说乱动,随时再抓回来。

宝姑姑身体单薄,经不起这一番折腾,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被查抄得乱七八糟的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卖掉书籍家具,重回川师大暂住。

人事档案在南大,粮、户关系在川师大。不能动弹,不能教课,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巴蜀书社出版《高尔泰文选》,两次发排两次被撤下。幸而我会画画,有个宣泄的渠道。宝姑姑病好些了,已可到艺术系教课。生活安定下来,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两个被通缉的逃亡者——北明和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警察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有病,必须开刀,得帮助他们。

这种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也碰了不少钉子。

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自己却失去了安全感。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警察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宝姑姑和我一同“作案”。想到她的健康状况,想到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不由地毛骨悚然。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

宝姑姑胆子小,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北明郑义逃到香港,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营救,这才下了决心。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收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前程波诡云谲,只能嘱你保重,只能希望平安到达那边,并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着。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

你抢着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着走。

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着走着,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着。

“我等着”,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了这个小小的点上。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的负责人X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

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X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了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

X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

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

望着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去世的母亲,同年。

十一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坟墓。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着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仅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有一种渺小的个人在巨大的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在国内时,曾想影响历史的进程。那份不顾一切的狂热,无非是一种意义的追寻。自从越过国界,我也就失掉了这种意义。

为保持思想对于政治的独立,为能以真我面对人生,我们躲进了山野,息交绝游杜门谢客除了一栋老旧的乡村小屋,一台电脑、两架书,还有一些画具以外,陪伴我们的,就只有无边的森林和长长的海岸线了。

低空有许多海鸥临波,高空常有山鹰盘旋。看到它们,就想起你,想起你那平展两臂凌空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恍惚里会觉得,它们是你的化身,或者你就在它们之中。

现代物理学说,在混沌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象。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起灭,都无非许多随机因素的偶然遇合,生生灭灭不知凡几。我不知道每次周而复始,它们是否相似?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有一种安排?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我想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